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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20版）
【检察院】 重要指纹证据神秘“消失”
1996年3月7日，萧山市公安局向萧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
萧山警方随卷移送了后来被辩护人认为“矛盾百出”的有罪供述。一些讯问笔录上，不见侦查人员签名。
陈建阳等5人被认定分涉两案：陈建阳、田伟冬、朱又平、田孝平抢劫杀害徐彩华，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田孝平抢劫杀害陈金江。
根据司法制度设计，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官承担着事实证据审查及证据收集过程合法性的审查职能。
“检察院和公安的关系，原则上应该是制约为主、配合为辅，但那个年代，公检法被看作是一家，司法实践中往往成了配合为主、制约为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辩护人分析。
上述辩护人指出，当年即便警方没有固定作案工具、赃款赃物、目击证人及血迹指纹等直接证据。6个月后，1996年9月28日，萧山市检察院依旧批准逮捕陈建阳等5人。
1996年11月26日，萧山市检察院将此案上报杭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中，陈建阳等5人翻供，指控遭刑讯逼供。
1997年初，杭州市检察院退回此案，要求警方补充侦查。警方后随案移送“一块带血的石头”，但血迹无法作出检验报告；关于两案赃物，警方称“我们在侦查、预审阶段均进行了工作，无法获取”；对于刑讯逼供，专案组则出具了两份“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材料”。
在缺失的诸多证据中，指纹证据异常关键。18年后，辩护人、京衡律师集团事务所钟国林律师，从警方提供的新材料中发现：在徐彩华的出租车上，萧山警方还从车内及车引擎盖上提取到10余处指纹。而在陈金江命案中，警方现场提取到至少18枚指掌纹。
两命案的现场指纹，有比对条件的均在10枚以上，但均未随卷移送。“程序上讲，办案机关这是选择性移送，尤其是隐匿或不开示对嫌疑人有利证据，严重侵犯辩护人知情的权利。”
目前，尚无法确定这些指纹证据是警方未移交检察机关，抑或是检察机关未将其随卷移送。但专业人士指出，如此重要的直接证据的缺失，检察机关显然未尽到审查证据的义务。
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在1997年6月24日，陈建阳等5人被警方带走21个月后，杭州中院开庭审理萧山两起命案。
【法院一审】 没有一个证人到场
徐祥华还记得当年在萧山法院一审开庭的场景。他和陈金江的家属都在场，作为被害人家属，他们要求对凶手“处以极刑”。
“陈建阳的律师凌为健，给我印象最深，”徐祥华回忆，凌为健在法庭上辩护，说当事人根本没有参与作案。
一审从上午9点30分开始，到下午3点30分结束，中午休庭1个小时。
凌为健生前留下的辩护材料显示，当天的庭审，物证方面起诉书中涉及的刀具、电线等工具，均未出示。检方出示的唯一物证，是一块石头，认为是杀害徐彩华的凶器，但未作血迹、指纹鉴定。
此外，该案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鉴定人也未到庭。
庭审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的书面证言等证据，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训斥”。
陈建阳等4人在庭上依旧指控刑讯逼供，但检方宣读了此前公安机关出具的无刑讯逼供的自我证明材料。陈建阳等4人坚称并未作案，法庭认定“纯系推诿罪责之词”并未采纳。
庭上，凌为健律师指出，从证据学角度讲，要认定陈建阳等人作案，至少应当具备的直接证据包括，曾与嫌犯打过照面的证人指认、购赃人员指证、公文包、电线、作案刀具等实物证据。公诉人则称，“由于时间已久，无法取得”。
辩护人还要求提供“车辆方向盘、车身、拉手指纹鉴定”，公诉方却未予回应。“律师要证据，但他们拿不出来。”陈建阳的母亲裘仁梅回忆。
虽然辩护人当庭提出众多疑点，坚持认为陈建阳等4人参与抢劫犯罪的证据不充分，杭州中院仍于1997年7月11日落判，认定“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死刑，朱又平死缓，田孝平无期。
“1996年适逢"严打"，那时的司法机关办案、判案，奉行"两个基本"原则，符合基本证据确实、基本事实清楚即可。”一位浙江司法界人士认为，萧山案一审可以说是“严打”背景下的产物，没有直接证据，仅凭口供定罪。
【法院二审】 “疑罪从轻”改判死缓
一审宣判后，除了田孝平，陈建阳、田伟冬等4人均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辛本峰接受了田伟冬的委托，为其做无罪辩护。据辛本峰回忆，二审系书面审理，“没有开庭”。
1997年，二审审理前，浙江高院法官到萧山看守所提审了陈建阳等人。
据陈建阳回忆，提审仅5分钟，高院法官说，认罪的话还有保命的机会，“不承认可能年底就枪毙了”。朱又平在再审的现场也提到，当年提审时，遭遇法官“死亡威胁”。
辩护人方面，凌为健依旧为陈建阳辩护，辩护词写下14页；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仁德辉两位律师，则写下12页辩护词。
综合二审律师们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一致认为萧山案疑点重重、矛盾百出，缺乏定案的直接证据，再加之侦查机关“逼供信明显”，故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辛本峰回忆，浙江高院审理萧山案期间，内部引起不小争议，他曾将反映问题的材料递至高院一位副院长手上，材料批转给刑庭，要求慎重判决。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没有指纹证据。”《法制日报》引述了一位法官的说法，如果当年证据确凿，高院一般不会改判。
按照上述浙江高院法官的解释，正是因为该案存在着诸多疑点，浙江高院遵循了“疑罪从轻”原则，改判死缓。
很多人质疑为何不坚持“疑罪从无”？浙江高院参与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张德宝回忆，当年面对这样两起命案，涉及改判，下级法院又是杭州中院，难度和压力都非常大。
“承办法官、刑庭还有院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最终少数服从多数，投票决定，院长也只是一票。三名死刑犯都被改判为死缓，这个案子也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只能在量刑上留有余地。这个案子稍微左一点，三个人肯定杀掉了。”张德宝说。
1997年，王建平的辩护人许德法律师，在辩护词末尾写道，“定案必须要有证据，没有证据任何时候都要翻案的，只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特别是不轻信逼供信搞出来的口供，才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徐彩华遇害17年后，通过当年未移送的现场指纹，杭州警方锁定并抓获真凶项生源。陈建阳等人沉冤得雪。
陈建阳说，改判前，他问过浙江高院的法官，如果项生源没有抓到，5人出狱后申诉，凭现有的证据能不能翻案，“法官的回答是，几乎不可能。”
对话
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张德宝，还原死刑改判死缓经过
“没有疑罪从无，我有一定责任”
【对话人物】
张德宝
72岁，浙江省高院退休高级法官，1995年原萧山案二审审判长，曾参与讨论将5青年从死刑改判死缓。
【二审改判】
当时没人敢表态“疑罪从无”
新京报：很多人质疑，当年二审为何没有直接改判无罪？
张德宝：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疑罪从无”在国外很普及，但当时国内司法领域的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很长一个时期，司法机关在疑案上，都是按从轻处理，习惯讲法叫“留有余地”。
1997年，新的刑诉法修改后，开始提到疑罪从无。萧山案二审，正处于司法理念的过渡期，“疑罪从无”的观念，还没有深入法官队伍。
新京报：当时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张德宝：复查时，发现事实有问题，证据不扎实：没有现场指纹比对的结果，此外上诉人口供前后矛盾，有刑讯逼供嫌疑。
我当时是审判长，合议庭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把握，不杀，要求改判。我的原则是，一个人到世上来一次不容易，犯罪了要惩治，但能改造挽救的要挽救。
新京报：没有人提出来不同意见吗？
张德宝：当时没人敢提出“疑罪从无”，敢表态无罪。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好多次。前后经历两任院长，第一任院长没定，第二任院长拍板，才按“疑罪从轻”改判。
那时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院长也只有一票。对死缓的改判，那时的考虑是，先把脑袋保住，以后至少还有申诉的机会。
新京报：改判遇到压力了吗？
张德宝：有件事印象很深，审委会定下来不杀后，高院曾经征求过杭州中院和杭州政法委的意见。当时地方意见比较大。改一个案子，特别是下级法院主审法官会很难受，因为那时也搞错案追究，高院改判就是意味着下级法院判错了，从审判长到审判员，工资奖金和职务调动都要受影响。
新京报：那审委会为何坚持改判？
张德宝：有疑点，肯定不能杀。有把握才杀，没有把握，绝对不杀。
【纠错】
有错必纠体现司法进步
新京报：今天，萧山案再审改判，认定两起抢劫杀人案非5人所为，作为当年的二审审判长，你有何感想？
张德宝：5个青年最终有机会见证历史做出结论。但17年青春在监狱里逝去，有关部门要补偿他们的损失。对于错案的制造者，应追究法律责任。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这次萧山案纠错？
张德宝：纠错做法绝对正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有错必纠，表现出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体现了司法的进步；也是对办案法官的一种鞭策，提醒大家把案子办得更扎实，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京报：回顾萧山案，你有什么遗憾吗？
张德宝：作为萧山案二审的审判长，观念没有从“疑罪从轻”转变到“疑罪从无”上来，我有一定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因为我不是审判委员会成员，而案子最后是审判委员会定的。
新京报：萧山案改判，历时18年，你觉得有哪些教训可以总结？
张德宝：要听被告人的声音。我办案，都不凶被告人，有时还会递根烟。法院没判决前，嫌疑人也是普通人，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对立起来。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喊冤。法官位子要摆正，要仔细认真听被告人的陈述。很多法官不听当事人的陈述，当事人一开口，法官就认为是狡辩。
另外，辩护人的声音也应多听。法庭上，律师和公检法是平等的，是法律共同体。辩护人的意见，法官应该充分考虑。
A20-A21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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