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武汉电视台日前播出了由该市“治庸问责办”主办的2013年上半年电视问政活动。这场以“问作风”为主题的直播节目，主动曝光当地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不少“三公”乱象，让一些现场接受电视问政的武汉市干部 “无语、汗颜”。最终，现场观众在针对公务治奢承诺的投票中，打出63.7%的满意率。
在中央狠抓干部作风建设的背景下，“电视问政”这一形式的确颇有些“看头”。其实，类似武汉曝光的一些不正作风，其他地方也有，人们甚至都已见怪不怪了。而现在猛然呈现于电视现场，而且说不定就在当事人的眼前，除非脸皮极厚之人，都难免会受震动。毕竟，有的干部时常表态应该如何如何，却未必能身体力行，即便被人看见，也很少受到当面批评。现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亮相，让人看了个晶莹剔透，出一身汗，却有好处，这才有被现场问政的武汉市委秘书长主动自我批评，承认“有公车私用情况”。
对于机关的“三公”问题，社会上的议论由来已久。长期以来，公务消费的细账不够透明，公众看到的往往是一鳞半爪，到底总额多少，却又谁都说不清。至少有一点已得到社会公认，那就是这个数字不会很小。中央“八项规定”出来后，高档餐饮突然门可罗雀，高档烟酒价格回调，奢侈品牌叫苦不迭，连旅游景点都降温几度。事实胜于雄辩，消费市场的反应，比任何数据都更能说明此前公款消费的旺盛，更能说明整治公款消费确实是转变工作作风的一个很好抓手。
“电视问政”现在看起来效果不错，但能否长期坚持，公众心中未必有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坚持”首先不是直播节目一直办下去，而是通过电视曝光在遏制公款消费及公物私用上产生持续的效果。回顾过去，类似的思想教育活动已进行多次，每次都能取得一定效果，这也是实情。问题在于，教育活动结束、效果维持一段时间之后，旧疾往往复发，有些时候病情还有所加重。所以，我们一方面希望不同形式的干部教育活动能持之以恒，时常给官员提个醒，另一方面又希望有健全和完善的机制，能让公务员的管理超越间歇式的教育活动，从而始终保持一定的效果。正如那位主动承认自己 “公车私用”的秘书长所言，“解决公车私用，关键是要加快公车改革，缩小公车规模”。同样，只有改进和规范 “政府部门的发票报销与公务接待制度”，公款吃喝才能得到根治。
武汉“电视问政”最后得到现场观众63.7%的满意率，尽管不够理想，但也算不低了，动辄90%以上的满意率，反而给人以粉饰的感觉。只是希望这个满意率并非针对节目的形式，而是更多地体现对官员本身的评价。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电视问政”让官员现场“发窘”乃至“出丑”具有较强的娱乐效果，比较容易得到公众的接纳，但这样的旨趣未必就高，多用了，观众会有审美疲劳，满意率难免下降，官员的“窘点”也会逐渐提高，教育效果反而不如开始。尤其是就转变工作作风，抵制贪图奢华而言，“电视问政”仍然属于“治标”之举，搞得好，能得到公众认可的话，可以增强全社会对勤政廉政建设的信心，为作风“治本”争取时间。而作风“治本”何时启动、从何入手，机制建设的重点在哪里，体系内部制约如何完善，外部制约如何强化，两者之间如何衔接等等，还需要完整设计和大力推进。
“吏治”是中国数千年政治文化的重要遗产，经验不少，教训亦多，现在基本上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只有把“吏治”纳入更广的视角内一起健全和完善，最后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作者：顾骏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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