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96
中央乐团的四十年，这是个被遗忘的艺术宝库。它记载了20世纪下半叶交响乐艺术在神州大地整整四十年不寻常的发展经历；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自晚清构建新文化的延伸；也是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通过交响乐演奏窥探出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如何与音乐艺术扯上微妙错综复杂的关系。
周光蓁，中国近代音乐史学者。
啊！朋友，我们不要这种声音。
唱吧，让我们更愉快地歌唱，
更欢乐地歌唱！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歌词为席勒诗句。中央乐团最具标志性的演出作品之一。
对于绝大多数并非爱乐人的读者，中央乐团四个字多多少少是有些陌生的，而对于诸多专业人士而言，已经于1996年改制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的中央乐团，则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并不那么乐意面对的过往。
不过，要唤起人们对中央乐团的历史记忆，其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从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到陈钢、何占豪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管弦乐版本的《二泉映月》到“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从郭兰英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到李谷一的《小花》，对了，还有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央乐团的声音其实早已融入国人的集体记忆。
只是这记忆与中央乐团成立时的主要宗旨之一，“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居然基本没有关联，多多少少让人觉得有些尴尬。当然，就中央乐团本身而言，诸如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其实是构成其品牌的保留曲目，特别是第四乐章末尾的《欢乐颂》，中央乐团的演绎堪称辉煌。但是最终，在长达40年的斗争之后，这样的声音还是只能成为少数爱乐人唱片架上的记忆而已。
是的，斗争。三年前，香港学者周光蓁的巨著《中央乐团史》出版，作者自序当中劈头一句引用乐团元老、指挥大师李德伦掷地有声的发言，“中央乐团的四十年是斗争的四十年”，为全书定下基调。作者以十年之功，访问百名中央乐团老乐师及相关人物，构建出中央乐团在几十年政治风雨中的斗争史，不啻为另一个角度的当代中国侧写，也为近三十年来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角度。
《中央乐团史》出版当年获选亚洲周刊评出的十大好书，恐怕与这段历史涉及知识分子处境这一公共话题有关。但事实上，对中央乐团的历史探究，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贯穿于中央乐团40年历史始终的“土洋之争”，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接受现代西方文明过程当中的根本困境。而如果以交响乐作为标本，则民族文化与西方音乐传统的融合其实还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这一道路本身的可能性也还存有疑问。相比之下，与这条路线之争互为表里的政治斗争和派系斗争，虽然更加残酷，最终指向的却只是制度层面的历史反思而已。
新京报记者 涂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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