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中国
才让多吉 北京公益人
香港有成熟的公益慈善组织向我介绍，他们招募雇员需要长达半年的考察，从志愿者到实习生再到成为正式雇员。他们说：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累积起来犹如“针挑土”需要整个团队多年不懈的努力，而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倒塌犹如“水推沙”，崩盘只是也许就在一个小细节。如果不小心行事，哪怕是一个雇员私生活违反了诚信、伦理等基本社会原则，也会对公益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造成侵蚀。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是现代公益慈善组织的核心价值，透明和公开则是现代公益慈善组织存在的基础。对于红十字会而言，不仅要做到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更是要体现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这些都是社会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批评中所捍卫。
国际红十字精神跨越宗教、种族和政治的界限，对所有陷于困境的人提供一视同仁的帮助，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的伦理水平。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愤怒和质疑，是因为大家认为中国红十会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
从2011年之后，只要媒体提到中国红十字会，关于“郭美美”的各种传言又会在网络上沉渣泛起。“郭美美事件”对红十字会最大的影响是2011年7月在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开设了“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这在体制内的公益慈善组织还是第一次。其次是2012年年底，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到今天为止，红十字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的信息还是2011年最初发布的样子，别说捐赠信息更新，就连2011年、2012年的审计报告都没有上传。很自然，公众因此会判断所谓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只是一个公关策略而不是一个改革行动。而去年成立的“社监会”在“郭美美”问题上，先是号称要重启调查，而在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公开反对后马上改口，引发社会对“社监会”排山倒海的质疑。
雅安芦山地震，对于中国红十字会来来说无疑是一次向公众改善自己形象的好机会，然而他们错过了。如果红十字会能安排一个省级红十字会定点救助一个村庄，系统地在这些村庄实施灾后紧急救助，定会有出色的表现，也会对中国灾难救助提供新的模式和样板。在中国，能够进行全国动员的公益慈善组织，只有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会。当然，我们最后也看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这次的表现，他们因为雅安地震喜获善款近50亿人民币，这可能是红十字会领导所欣慰的，但这恰恰是社会公众所反对的，社会公众希望看到的是红十字会在行动，而不是红十字会在收钱。
中国红十字会对捐款数量的痴迷，来自官办公益慈善组织的标准动作，无论是政府统计还是媒体报道均以善款多少论英雄，这是G D P经济的公益慈善版。但是，我相信赵白鸽也知道，红十字会位居榜首的社会捐款不是来自公众的认同，也不是来自企业的支持，而是来自政府的安排和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红十字会有没有想过，现在对于你们而言，获得社会再次信任依靠的绝对不是捐款数量而是行动。围绕着红十字会人道、公正、中立、独立等基本原则，在需要的地区展开人道主义援助。因为只有这样，红十会才能够重新获得声誉，才能够从“郭美美”的魔咒中走出。
对于社会指责红十字会“强捐”，赵白鸽说：“今后收到的捐款不只是红会自己来做，而是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进来。”这样的表态是红十字会一个巨大的进步，更彻底的进步是红十字会经后应该放弃政府安排和组织收缴各企事业单位的捐款，因为这些捐款本来应该按照各企事业单位的意愿，合理的分流到不同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和基金会的，而你们横刀夺爱拿走了。想想看，本来是待嫁民间的女子被官家收去做丫鬟，现在又发回民间做老婆，这故事听起来真的很荒诞。
过去红十字会所忽略的和民间组织的关系，赵白鸽表示要大力支持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要邀请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参与红十字会的项目。因缘巧合的是在汶川地震和雅安地震中，我所参与的救灾行动，都得到过红十字会的重要帮助。汶川地震是在从北京到成都所有的运力被政府统一控制的时候，四川的地方红十字给我提供了接受物资证明文件，保证我们接受的物资能在24小时内从北京发送到受灾的乡亲手中。而前不久的雅安地震，更是在赵白鸽、王汝鹏的帮助下，我们迅速地进入了灾区一线。这两件事，让我看到的是红十字在灾难救助中的巨大能量，而只是家当大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用。如果红十字会有一天能把提供给民间组织的帮助，从个人支持转变为组织责任，那才是值得推广和效仿。好在，我看到了赵白鸽对此的态度。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紧急救援、应急救护和提供人道救助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确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譬如：建立灾难救助慈善公益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模式、帮助民间公益组织展开救灾活动、帮助被拐卖儿童重新回到家庭、对流浪人口的关怀、对上访人员的人道救助等等。但是，这些问题都需要建立在红十字“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否则又会成为政府拿钱的口袋。2008年汶川地震，我帮助一个企业直接向某重灾区红十字会捐款几十万人民币。第二年，我询问此善款去向时，得到的回答是：“由市财政在统一安排，我们不知道。”这暴露出地方红十字会在制度设计上的一个漏洞，主管卫生的副市长兼任地方红十字会会长，这个不属于政府的国际红十字会运动的一部分，自动就成为了政府从社会拿钱的袋子。因为汶川地震募款有功，据说这位秘书长不久就升官了，去做了市委书记的秘书。
这个秘书长大概只记得，他的位置是市长给的。他忘记了，红十字会吸纳的是社会的善款，社会对他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花出去，更是要让大家知道怎么花的。红十字会要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去行政化和重新建构与政府的关系，这才是最艰难的改革，这也是最需要时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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