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红会称捐款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公开。中国器官资源多掌握在地方红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机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新京报》7月8日)
按照地方红会的说法，之所以要求医院用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并非出售器官的牟利行为，而是为了用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但当医院对于器官资源的申请竟然要首先过地方红会的认捐关(尤其是一例器官的认捐额度，甚至已高达10万)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尽管在红十字会的职责中，的确白纸黑字列出了“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于是，地方红会通过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掌握了捐献者以及器官资源，的确也是顺理成章。不过，当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竟然摇身一变充当起了器官分配者的角色，甚至还以认捐之名开出不菲价码，显然不能以“能者多劳”自诩。对于地方红会而言，当然只能在职责范畴内运作，具体到器官捐献，地方红会的职权也应仅限于捐献工作，而不能把捐献的器官据为自身资源，甚至插手分配与认捐事宜。否则的话，一只手以公益之名接受器官捐献，另一只手却挟“器官”以令医院认捐，角色错乱的红会，又怎能不行为分裂？尤其是当认捐的账目连起码的透明都不能保证，谁能保证器官认捐的名义下，不会藏有另一黑幕呢？
可见，红会的器官捐献组织者的角色，即便有让红会独揽大权，以便监管的必要，但捐献器官的管理与分配，显然不能混同，而必须明确剥离。至于红会所谓“对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也绝非除了“逼医院认捐”便再无途径。例如，新加坡就设立了专项基金资助器官捐献者，其中国家肾脏基金会拨出1000万新元(约合5000万人民币)设立“肾脏活体捐献者援助基金”，旨在为经济困难的肾脏捐献者提供帮助。相比强制认捐，这一机制的引入，无疑才能撇清利用捐献器官交易并牟利的嫌疑。 武洁(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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