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酒瑞
四川眉山的一份红头文件日前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这是该市某机关办公室发给当地教育局的一份公函，称该单位一同志的孩子6月小学毕业，准备到某中学就读，请教育局“妥善安排”。对此，该单位的解释是，为了让职工兼顾家庭和工作，孩子转学到相关中学就读，符合就近入学规定，单位只是向教育局发函证明实际情况。
如今，孩子的入学问题往往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件家庭大事。从上幼儿园开始，每隔几年就有那么一个坎儿，选择什么样的学校，常常就可能决定一个孩子将来的路该怎么走。为了让孩子的路走得更平坦，家长们可谓殚精竭虑，买学区房、交择校费，而相比之下，少数公职人员却“近水楼台先得月”，轻轻松松就能解决。在无形中，这就可能挤占了本属于其他孩子的机会。
像眉山这家单位用红头文件解决职工子女入学的事情还真是不多见。一般来说，为了让职工能够安心工作，在其子女入学问题上想办法、找路子，提供一些帮助是符合情理的事情，不过，该单位事后的解释却显然站不住脚。既然符合就近入学的原则，那怎么还需要部门出面解决？措辞中要求当地教育局 “妥善安排”，听来便意味深长；既然是到对口中学读书，按照当地相关政策正常办理即可，怎么还要以红头文件证明，岂非多此一举？
当下正值升学时节，事关教育的问题公众都会关心，特别是与“高考学子弃考”、“萝卜招聘”等结合起来，更容易成为社会话题。在不少家长正为孩子入学之事发愁的当口，这份红头文件迅速“走红”也就成为预料之中的事情。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公权私用”的典型样本。设若该单位与教育部门凭着公函往来就可“搞定”职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这让那些使尽浑身解数只为孩子读个好学校的父母情何以堪？所以，此事有必要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妥善调查解决，给公众一个说法。
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此使用红头文件，显得太过随意。通常而言，红头文件是政府行使职能、管理和服务社会，或贯彻落实重要政策的规范性文件，纸面上的公章代表着政府权威与社会公信。如果说红头文件是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种方式，自然应当是非常规范的，需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为民服务为宗旨，而不能异化为个别部门和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而令人遗憾的是，某些地方随意出台红头文件的事件多有曝光，其种类繁、内容多，涉及到方方面面，甚至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成为街头巷议的谈资。就此而言，四川眉山的这家单位随意使用红头文件并非偶然，也不只是个案。这种做法，在本质上就是将潜规则公开化，属于官本位思想作祟，也是权力观的错位和异化。如果仔细分析那些令人大跌眼镜的红头文件，就会发现在某些人的潜意识中，权力失去了公共属性。本该为公的红头文件，却承载了不该承载的私事，这就在客观上把公权力转化成了个人或部门的私有物，眉山这家单位随意发出的公函，更让公权力成了挤占教育资源、侵蚀社会公正的工具。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都是对公共权力形象的一种损害。
公共权力为公众和社会服务，无论以红头文件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运行，都需以服务广大民众、维护社会公正为使命。从现实看，要解决个别地方随意使用红头文件的问题，既需要科学决策，摆脱个别领导“拍脑袋”做决定的局面，也需要在决策和出台文件前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增强民主性，特别是要优化程序，只有程序合法，红头文件的出台才能避免随意性。
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除了加强来自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还有必要强化政府内部相关部门的监管，特别是要健全问责机制，对那些借红头文件之名谋个人或部门私利之实的人员实施处罚。总之，只要公权力出于为民服务的目的，红头文件就能“说话有分量”。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
作者：上官酒瑞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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