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波及上千人的“鸿如案”仍在发酵，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对这一民间集资案做出二审判决后，这起案件背后的关联博弈却远未结束。
7月12日，数名接近杭州市公安局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当地知情者向本报记者称，“鸿如案”从案发到后期审判，多个环节存在幕后操纵嫌疑。
除此以外，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在为这一案件进行善后收尾时，质疑其人为制造案件，并违反办案程序的案件关联方则还在通过多个渠道持续发声。7月8日，“鸿如案”被告人家属及投资者代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包括杭州市公安局在内的当地公检法系统“相互配合，办案造假。”
“我们后来才知道，这是（杭州市）公安局‘钓鱼’似的办案，整个案子就是他们一手炮制的，直到今天很多关键疑点，公安局和法院也都是避而不谈。”“鸿如案”维权小组组长陶运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这样的质疑声还不止于此。
“案子中几千万的资产不翼而飞，但没有一个部门对杭州公检法进行调查。”发布会上，投资者代表高珊说。而在此之前，投资者以及被告人家属已将相关举报材料递交至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等相关部门。
但对于案件当事人屡屡发出的质疑，本报记者多次联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公安局政教部及经侦大队，但截至发稿，所有部门皆未能对案件疑点进行正面回应。
集资金额存猫腻？
杭州市公检法系统认定“鸿如案”的集资金额为1.45亿元，而投资者自发统计的仅有8000多万
作为杭州近年来涉及人员众多的一起重大经济案件，“鸿如案”诸多疑点尚未厘清时，杭州市公检法系统与投资者自发统计的一组重要对比数据则左右着案件走向。
来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指出，截至案发，云南鸿如公司此前借助普洱茶作为标的在杭州等地展开民间集资的金额为1.45亿。但对于这一数据，数十名曾购买该公司普洱茶的投资者则向本报记者称，自2007年云南鸿如进入杭州地区到案发时共计四年时间里，云南鸿如公司的集资金额总额仅为8000余万。
“这些钱都是有据可查的，我们算了一下，把所有投资者的钱加起来也就是8000多万，但公安局一口咬死说有1.45亿，中间相差一点很正常，但不可能有5000多万的差距。”陶运喜说。
2011年5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对云南鸿如公司旗下各分公司进行了闪电般的查封，多名投资者透露，在杭州市公安局先后出动警力迅速封锁各分公司办公地点时，唯独位于杭州市莫干山路的总部未曾在当日被查封，动乱之下，闻讯而来的投资者也纷纷聚集在云南鸿如总部打探情况，并自发整理公司文档。
而在云南鸿如公司总部的办公室内，投资者发现了数十份购买普洱茶的空白合同及公司公章，并随后交予给了杭州市公安局办案人员，但正是这些尚未签订的空白合同及财务用章，却让其后续难觅其踪。
陶运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投资者之前购买茶叶时都是一对一的，合同上都有对应编号，但这些空白合同和公章交给公安局后，谁都可以随便签一个金额再盖个公章滥竽充数，我们曾多次要求公安局出示此前查获的空白合同，但他们一直不给。”但这一说法目前末获得公检法相关机构回应。
事实上，集资款项总数相差甚远除投资者质疑存在“猫腻”外，多名被告人代理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透露，杭州市公安局刻意拔高集资款有“邀功”之嫌。
“集资款公司的财务有统计，这个数据是可以核实的，但杭州市公安局故意提高集资金额，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对案件影响进行夸大，以获得上级部门重视和认可。”一名代理律师说。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在对云南鸿如公司进行查封后一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就先后向浙江省公安厅及公安部递交了有关案件的报告，“由于报告中夸大了案件标的的金额以及影响，这个案子在上层就得到了肯定，杭州当地公安局也就后顾无忧。”
“其实除了集资金额，总人数也不对，我们作为投资者最有发言权，我们后面统计了一下，参与投资的总人数根本就不是法院说的1168人，总共才700余人左右。”投资者代表李华对本报记者说。
幕后神秘操控？
相关办案人员曾因案子的事情争吵过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
“鸿如案”爆发后，曾参与普洱茶投资的当地投资者也随即展开了一场漫长的维权行动，但与办案部门持续对峙时，一股神秘的力量始终贯穿其中。
接近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云南鸿如公司以普洱茶为标的在杭州进行集资的前期，这家外来公司就引起了杭州市公安局的注意，但在经过秘密调查后，获悉彼时云南鸿如公司总共的社会集资款不过千万左右。
“当时（杭州市）公安局觉得集资金额太少，才1000多万，所以就决定把案子养大后再一锅端了。”上述知情者说。但这一消息并未得到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证实。
颇具意味的是，2009年，在云南鸿如公司采用寄存、收藏、代售普洱茶和支付高额收益的方式进行民间集资初具规模时，包括杭州市工商局、浙江省银监会等四家监管部门曾对云南鸿如公司的商业模式进行过核实，并在当地媒体登报公示。
“其实当时参与调查的政府部门除了这四家单位外，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也参与了。”上述知情者说。
直到2011年5月，在云南鸿如抛出“债转股”方案，投资者集资力度空前加大时，当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才迅速出动，这个已经由一家炒作普洱茶起步，后壮大成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的“鸿如系”就此分崩离析。
而在整个案件爆发过程中，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除杭州市公安局有预谋之嫌外，杭州市检察院则是另一关键“配合者”。
“杭州市检察院负责这个案子的工作人员是刘小兵，他曾当着我们的面说，这个案子他不得不通过并移送到法院。”多名在场人士向本报记者回忆。
先后多次与刘小兵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鸿如案”负责人朱明敏进行过沟通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杭州市检察院将“鸿如案”递交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案审判员朱明敏曾“拒绝参与配合，不同意将这个案子当成重大案件来审理”，但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时，“朱明敏说她一个人做不了主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驾驶员透露，在案件材料由当地检察院递交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刘小兵和朱明敏曾因为案子的事情争吵过很多次，而且每次都非常激烈，主要就是朱明敏不同意配合刘小兵。”
但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先后致电朱明敏及刘小兵，两人均拒绝接受采访。
事实上，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鸿如案”的审判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也同样倍显蹊跷。
近十名参加2012年7月11日庭审的旁听人向本报记者证实，当日，在提审云南鸿如公司董事长李兴华时，李的辩护律师楼献曾逐一例举证据与公诉人刘小兵唇枪舌战，试图证明云南鸿如公司的商业模式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等罪名。
但在多轮辩论后，楼献在中途期间却在法院楼道间接到一个神秘电话，通话结束后，楼献返回法庭现场则判若两人，直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作为辩护律师，楼献也再未出现。
“楼献是杭州本地的知名律师，现在已经不方便出面谈案子的事情，他那天接到的电话是来自杭州市司法局的，电话里说，让他不要再管这个案子，更不要做无罪辩护。”楼献的一名朋友对本报记者说。
除此以外，另一个事实也让这起案件背后的动机迷雾重重。本报记者多方调查获悉，2011年杭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参与“鸿如案”的办案民警中，绝大多数皆以调离原职，仅保留了3名警员负责料理收尾工作。
资产处置存疑
价值上亿的普洱茶经评估机构评估，查封的普洱茶市场估价仅为610万元，司法处理价则为488万元
虽然“鸿如案”在判决过程中的谜团至今仍悬而未决，但被司法部门查封的250吨普洱茶如何处置，估价如何，无疑是当前投资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维权小组向本报记者提供的数份资料显示，今年6月初，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对投资者传达意愿，要求投资者推荐三名代表参与对查封普洱茶的后续处理事宜。
随后维权小组推荐了六人上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但截至目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未作任何回复。
“6月28日，我们又去了一趟，还是没得到回复，250吨茶叶虽然无缘无故少了26吨，但224吨茶叶也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必须要进行点数，核实，参与处置，决不能让他们随意处理。”陶运喜说。
此外，多名维权小组人士及接近杭州市公检法的知情者向本报记者证实，目前，除茶叶外，此前云南鸿如的公司资产已经在低价拍卖，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并未就这些资产处置进行过公示。
“包括电脑、汽车等财产都已经在拍卖了，只有茶叶还没动。”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维权小组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消息人士证实，本案中的另一关键涉案人物王琦的家人目前仍在杭州市活动，而在此之前，作为云南鸿如实际的“二号人物”，王琦曾在短暂抓捕后被保外就医，并多次享受过司法处置以外的“特殊待遇”。
“这个案子里外勾结的痕迹太明显了，王琦的家人一直在活动，如果法院对茶叶低价处理，那么王琦的家人很有可能就会接手，现在至少几个亿的茶叶一到手就能卖。”接近王琦亲信的知情者说。
来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显示，经评估机构评估，查封的250吨普洱茶市场估价仅为610万元，司法处理价则为488万元。
“这么算下来，一斤普洱茶的价格还抵不过一斤白菜，我们曾向法院要求聘请独立第三方或外省评估机构对茶叶进行评估，但都遭到了拒绝。”陶运喜说。
持续两年来，“鸿如案”投资者及维权小组曾先后向浙江省政府、省人大、杭州市政府等政府部门多次反映案件疑团，但均没有获得实质性效果。
“李兴华等人被杭州公安局抓起来时，公安局的人就对我说，他肯定是死罪了，而后来被抓起来的所谓‘二号人物’董忠义也同样是被拉进来背黑锅的，但从案子一爆发，他们的罪名就定下了。”接近杭州市经侦大队的知情者对本报记者如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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