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下午6点25分，首都机场T3航站楼国际到达处，山东人冀中星坐在轮椅上，引爆了手中的炸药，随后举国震惊。
和他选用的爆炸物“黑火药”一样，冀中星的申诉方式原始、粗暴，充满了暴虐和破坏性。事发之后，大量媒体开始聚焦于他，挖掘他在爆炸前12小时的行踪，也挖掘他8年间反复喊冤的过往。这或许正是冀中星的目的，为此他不惜伤害自己、破坏社会。
无论如何，冀中星的行为绝不可取。然而在这场人造悲剧之后，我们更应反思的是，除却个人因素，是什么迫使冀中星选择这样的发声方式？又是什么，让他一步步走进了首都机场候机厅的大门？
噩梦
爆炸案发生后10分钟，上海东方卫视记者打通了吴贤德电话，告知此事。吴贤德当过记者，帮冀中星反映过问题，只是稿件在当年并无反响。
“听到消息，我很惊讶，很痛心。”吴说。在他历年来帮助过的农民工中，冀中星是处境最惨的一个。两人数年没有联系，想到他的身体状况，吴原以为冀中星已经死了。
吴贤德去过冀中星家采访和拍摄。那是在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下属的一村庄。
冀中星的叔叔说，在全村三四百户家庭中，冀中星的家庭最穷困潦倒。冀家共有4亩地，种点小麦和玉米。冀中星的父亲体质羸弱；家中有三个儿女，负担沉重。十几年前，冀母因患肝癌无钱救治去世。
冀中星生于1979年，在村里口碑不错。他的哥哥冀中吉说，冀中星性格文静，心地善良，“养一条狗，狗总跟着他走。养只白兔，白兔就跟着他跑”。
14岁时，冀中星外出打工，漂泊各地。后来，冀中星去了东莞，成了东莞一家大酒店的厨师；他还花钱买了一辆摩托车，闲暇时在歌舞厅门口等处载客。一个月共能有3000元收入，在当时已经较为可观。他也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友，广西人，性格不错。
冀中星曾告诉吴贤德，东莞那时在禁摩，他只敢在夜间载客。当时有报道称，满街轰鸣的摩托车有损东莞的现代城市形象。禁摩还有利于改善严峻的社会治安，减少飞车党抢劫。
2005年初夏，年轻的冀中星迎来了人生中的一场噩梦。
据吴贤德记录下的冀中星说法，事件是这样的：
6月28日凌晨2点，冀中星骑摩托车搭一个乘客去厚街新塘。在一段没有路灯的乡村路上，一辆警车拉着警笛追上来。
“当时我想我又干什么违法事，再加之路面比较窄，我也就没停车让路，骑着摩托车向前直走着。”冀中星说。
当他的车来到厚街新塘治安队门口时，已有七八名身穿灰色制服的治安队员守候。其中一人冲上来，手举钢管向冀的脸面横扫。随后，众人一拥而上暴打，冀很快昏迷不醒。
醒来已是次日中午，他在医院，身体多处重伤，腰椎体暴裂性骨折。他从此完全瘫痪。不久后，女友也与他分手。
受伤之初，冀中星一度寄望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和当年的杨佳以及数月前的厦门陈水总一样，他也曾寄望通过官方投诉解决问题。
2005年7月8日，冀中星赴东莞厚街镇公安分局上访。26日，东莞人民法院认定这是交通事故，为冀中星与治安队员碰撞所致。
“我们是农民，家里穷又无钱，我们找谁，谁都不愿管。”冀中吉后来对吴贤德说。
在厚街医院住院治疗近1个月后，冀中吉把弟弟接回了山东老家。菏泽市有关部门称，乡里为冀中星买了一辆轮椅。
亲属发现，回家后，冀中星的性格变了。小时候很坚强的他，后来经常哭。此外，他什么都闷在心里，很少对外诉说。
出口
最初的投诉和上访无果后，冀中星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舆论监督和司法解决上。
2005年，在冀中星受伤后几个月，通过一远方亲属指点，冀中星邀请河南小有名气的媒体人吴贤德来山东采访。
吴贤德从河南自费去山东看他。吴是农民工出身，常帮欠薪和受工伤的农民工维权。
“这个社会这么黑暗，把我打成这样没有人管。我们农民走到哪里都受欺负。”冀中星对吴说。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温和，态度很无奈。“他对人一点敌意都没有，没有说要报复社会什么的。就是为被打生气。”吴贤德回忆称。
受访时，冀中星躺在农村一间小屋里，床板上挖一个洞，下面有桶，拉屎拉尿就揭开被子通过床板解决。这个年轻人的臀部生出巨大的褥疮，外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青春帅气。
因为成了家庭的包袱，冀中星有些自卑。他曾告诉吴，后悔家人把他带回来，让他死在外地算了。
吴贤德说，冀中吉一度想用车把弟弟拉到东莞被打的地方，讨回公道。但后来因为经济困难，这个计划搁浅。
探访后，吴贤德很难过。他写了一篇求助文章，希望媒体关注冀中星。
文章发到山东《齐鲁晚报》、《山东日报》的网站，但没人关注。“我估计本地媒体报道这件事，压力会很大。”他说。
后来，他又把文章发到东莞报业网、人民网。帖子很快被删。在一个随时都有新闻热点的网络时代，这样的维权新闻往往很快被淹没在信息洪流中。
冀家也曾把希望寄托于法律。
冀中星受伤后，老乡通过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帮他找了两个律师。2005年7月28日，冀中星委托律师向东莞市公安局厚街分局申请行政赔偿。
“那时候他们家还有希望，觉得官司可能还有机会赢。”吴贤德说。他采访时发现，其实冀家要求不高：希望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要到治病钱，把卧床在家的冀中星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然而，随着索赔申请石沉大海，律师慢慢疏远了冀中星。一个律师在电话里告诉吴贤德：“迫于地方政府压力，我们没法替他出头。”
2007年，冀天星对厚街镇新塘村委会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他败诉了。
冀中星最终放弃了寻求法律援助的路。
在家访一年之后，冀中星曾给吴贤德打电话：“吴大哥，你能不能再来帮我一次？”“第一次我没帮成，不好意思再去了。”吴贤德解释。吴那时儿子刚降生，经济窘迫。
“我也知道。”冀中星说。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帮你。我是记者，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给你拨1万块钱救济款，那很容易，记者只有给你呼吁，呼吁不下去了，只能对不起。”吴贤德说。
“对不起。”冀中星在电话中内疚地说。吴贤德发现，冀中星的无奈比2005年又深了些，“但还没有绝望”。
为帮助冀中星，吴贤德再次在山东网站发帖。曾有记者看见帖子后，打电话给吴贤德询问，之后没了声息。
那些帖子上留了冀家人的手机号码，但从来没有记者因为这件事给冀家打过电话。
前后发了50个帖子、大部分被删之后，吴贤德意冷心灰。2006年，他又与冀中星通了一次电话，此后再无联系。
“我想，他也许死了。”吴贤德说。
御状
投诉无果、报道无用、起诉无门，冀中星开始盘算最后的出路。
和许许多多上访者一样，北京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湖南的唐慧曾经在6年间进京上访23次，沈阳杀城管小贩夏俊峰的妻子张晶，为夫鸣冤，来京上访难计其数。而他们又仅仅是进京上访大军中的微小个体。对人数庞大的上访者而言，中央机关意味着权威，也是逆转案件的希望。
冀中星的状况越来越差了。
同村好友阿贵透露，冀中星插着尿管，卧床时尿袋固定在床边。他排便困难，冀父经常套上一个塑料袋，将手指伸进儿子的肛门内，一点点抠出粪便。为了避免麻烦父亲，他尽量少吃，两三天才解一次便。
“我这个样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一次，冀中星私下对阿贵哭着说。
“别着急，慢慢熬，政府会关注你的。”后者安慰。
近年来，阿贵发现，冀中星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烦躁。他也越来越瘦，两腿肌肉萎缩，成了两根麻杆。
阿贵在北京打工，每次回来都要和冀中星聊天。抽着烟，冀中星说着说着就哭：同龄人纷纷成家，自己孤身一人，穷困潦倒，还要连累父亲和兄妹。家里为他治病，一度欠下十几万债务，哥哥在内蒙古打工还债，但至今还欠几万元。父亲有时也怨他。
让他憋屈的还有自己被打迟迟没有说法。“弟弟就是觉得冤。”冀中吉告诉记者。
“我没法活了。”冀中星对阿贵说。
他开始做最后的挣扎。2007年，冀中星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刚出火车站，他就被拉到北京南站附近的收容所。
阿贵去找冀中星。在收容所附近的天桥下和马路上，随处可见很多访民。收容所的一个单间内，阿贵看到，冀中星正坐着轮椅在房间里不停移动。
他说，收容所管吃管住，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头照顾自己，条件不错。
一个星期后，村里来人，把他接回，承诺为他解决问题。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冀中兴告诉朋友，他想去闯奥运场馆。
最后他没有这么做，但做了另外一件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他准备坐火车去广东，但在菏泽火车站被拦。安检显示，他带着一包炸药，是用黑火药做的。
阿贵认为炸药是冀中兴自制的。他告诉记者，农村男孩很多都熟悉火药，因为农村没什么玩具，但鞭炮很多。他们会把鞭炮拆开，集中火药，然后点一根火柴一划，观看那片耀眼的白光。小时候的冀中星也玩过这样的游戏。
但这一次不是游戏，而是复仇。
“他说自己心里恨，要去炸广东那些治安队的人。” 阿贵说。
因为时间段敏感，当地政府大为紧张，派人看守冀中星。冀中吉说，怕弟弟乱跑，当地政府没收了弟弟的轮椅，奥运结束才归还。
被“限行”之后，2009年，冀中星从村里一个家电维修处买到了一台旧电脑。他学会了打字和上网。阿贵经常看到他躺在床头，用一个指头一下一下地摁键盘。冀中星告诉他，听说网络的威力大，有了电脑就更方便申冤了。
在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中，冀中星2013年通过国家信访局投诉网站重复反映同一问题。他所使用的，就是这台旧电脑。
2010年，东莞市公安局的人来到冀中星老家。冀中吉告诉记者，对方说可以给10万，并说了很多好话。因为急需这笔钱，他不明就里就签了。
“签了以后，说不许再上访了。这是救助，不是赔偿。我们觉得被骗了。”他在一条请人代发的微博中说。
而在爆炸案之后，据《羊城晚报》报道，官方说法是，“考虑到冀中星家庭困难，经东莞市公安局协调，厚街镇公安分局救助冀中星10万元”。
阿贵说，冀中星总是幻想着自己能重新再站起来。拿着10万元，他到处看病，还尝试了种种民间偏方。“但每次医生都告诉他，你的病看不好了。”冀家人说，每一次看病对冀中星都是一次打击。
朋友苏允杰表示，不满的冀中星此后又多次去北京上访，有时坐火车，有时坐汽车。他对“告御状”成功的信心越来越弱。
2013年初夏，因为旱灾和病虫害，菏泽的小麦严重减产。冀中星的生活陷入困境。
“我想是钱花光了，又想到过去这事，激起愤怒。”冀中星的叔叔猜测，经济状况是压倒侄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恨一点一点积攒，最后爆发。"
可供他选择的路已经不多。
7月20日拂晓前后，冀中星摇着轮椅，拎着一个黑包离开了家。他没有告知任何人，独自乘坐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客车。
（应受访者要求，阿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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