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中国首任女副总理

　　吴桂贤，权力漩涡中的日子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黄滢

　　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吴桂贤来说，她的一生都与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交织并进，伴随着国家命运大起大落。

　　1951年，13岁的吴桂贤进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工人。“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当时许多劳动模范一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1975年，吴桂贤被毛泽东亲自点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任职时最年轻的副总理。改革开放后，她又成为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香港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会主席。如今，吴桂贤已经退休，受邀出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吴桂贤说：“我是学毛主席思想长大的，心里只有党和国家。”

　　为了孩子四处“化缘”

　　7月15日，在深圳罗湖区贝岭居宾馆餐厅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吴桂贤和她的老伴王振涛。吴桂贤穿了一身黑色印花连衣裙，优雅朴素。她刚从外地考察回来，一落座就开始介绍她的扶贫工作。

　　“前阵子我刚去了云南，那里有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就在金沙江边上。我本以为新中国成立那么多年了，当地应该不会太苦，结果去了一看，孩子们没有被子盖，没有鞋穿，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当地山路崎岖，吴桂贤不小心崴了脚，可回到深圳，她顾不上休息，就一瘸一拐地联系企业家朋友，给山区孩子捐了3500床棉被。

　　吴桂贤关注扶贫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她和几位退休的老干部一起去甘肃会宁。会宁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也是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当地人把考上大学视为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那一年，会宁共有1000多个孩子考上大学，可临近开学，还有380个孩子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读书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太重要了！”吴桂贤当即决定帮这380个孩子上学。为筹集路费，她亲自在深圳街头设点募捐，“1分钱不嫌少，1万块不嫌多”。募捐过程中，有个从河南来深圳打工的洗脚妹一直认真地听着讲解，她刚来深圳，还没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向同事借了50元钱，执意要捐。这让吴桂贤非常感动。

　　2010年，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成立，吴桂贤被选为首任主席。协会秘书长钟韶彬说：“扶贫工作是‘厚着脸皮向富人要钱，带着感情为穷人办事’。吴大姐有热心，有热情，是扶贫的一面旗帜。”

　　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推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要求获得第一手资料，对症下药。协会还独创了产业开发扶贫和智力扶贫的模式，帮助贫困地区建立产业基地，并协助其与龙头企业、销售市场对接。吴桂贤非常重视调研、考察。她说：“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地方穷，那个地方穷。但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必须进行考察，根据当地情况确定扶贫思路。”

　　近几年，吴桂贤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贫困县。“我认为退下来的领导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都应该走下去。”吴桂贤说，“我们当干部时太忙没时间下去，现在有时间了，应该下去看看，一是了解一下在职时确定的政策对不对，二是了解一下民情，为现在的当政者建言献策。”

　　后人难以理解的工作热情

　　吴桂贤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关心扶贫和教育，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1938年，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生活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在火车站捡煤渣。吴桂贤很小就表现出“有担当”的一面。7岁那年，看到裹着小脚的母亲颤巍巍挑着担子，她就主动要求自己去挑担。后来，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她又提出独自出去工作，“挣了钱寄回来给你们”。

　　1951年，吴桂贤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了这家企业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纺织厂操作织机的操作工）。

　　吴桂贤说，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没读过书，进工厂以后，参加夜校学习，第一课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这四节课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次年，由于工作出色，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她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吴桂贤把在“赵梦桃小组”工作看成至高无上的荣誉。工厂要求工人提前15分钟到岗准备接班，但吴桂贤每次都提前45分钟就开始准备。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脸，把辫子往帽子里一盘，急匆匆就往车间跑。红灯一亮，吴桂贤准时开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练技术。吴桂贤说：“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为了不影响工作，吴桂贤从没休过假。上世纪60年代，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部队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涛，两人谈了6年恋爱，到吴桂贤31岁时才结婚。“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６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王振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连结婚时，吴桂贤都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只能让王振涛一个人去。她写了一张条子：“我同意和王振涛同志结婚——吴桂贤。”王振涛拿着条子到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吓了一跳，说：“这是结婚啊，本人怎么能不到场呢！”王振涛找西北国棉一厂革委会到办事处说明情况，才领到了结婚证。

　　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1964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激动得流泪了，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吴桂贤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1966年，吴桂贤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这年9月，“赵梦桃小组”的工会组长带了6个人，要去“支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吴桂贤拉不住她们，就一个人管了8台车床。她还动员别的姐妹们不能停工停产。“造反也不能生产啊。我们都造反了，你们穿什么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吗？”吴桂贤说。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她还不知道，中央首长的点将，很快就要点到她的头上。

　　“好像鸟被关进笼子”

　　1974年8月18日，吴桂贤进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批示：“陈永贵、吴桂贤两同志留下参与政治局工作。”对这次工作安排，吴桂贤事先毫无准备，“也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若干年后，吴桂贤对于主席当年的决定才略知原委。几年前，吴桂贤去看望上世纪70年代曾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的黄经耀，黄经耀告诉她，当时不是陕西省委将她推荐到中央，而是周恩来亲自点名。据说在1974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政治局女同志太少，应该增加，并推荐了上海的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要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他连夜打电话给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要求速调吴桂贤的档案到中央。黄经耀说，当时他们是派飞机把吴桂贤的档案连夜送给中央的。提拔吴桂贤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因为早在1974年以前，他就计划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把党中央打造成“工农商学兵集合”，政治局要有这5个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吴桂贤恰好符合“工农基层干部”的出身。

　　留在北京后，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她感到压力很大。“我36岁进政治局参与工作，年龄最小，开会讨论问题时，我就听着，不吭声。”刚进政治局没几个月，吴桂贤就感到气氛很微妙。“江青和邓小平一开会就争论，毛主席说他们是针尖对麦芒。我瞅瞅旁边，叶帅不说话，先念也不说。这里和基层很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满身的劲使不出来，好像鸟被关进笼子里了，感到很拘束。”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桂贤，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你要记住主席这句话，你可千万少说、多干啊。”

　　住宿也让吴桂贤感到不习惯。到中央后不久，她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1号楼。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房间都空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晚上没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的是江青。1975年春节过后，王振涛带着４岁的儿子来北京看望吴桂贤。吴桂贤当时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但一天晚上，王振涛和儿子还是撞见了出来散步的江青。江青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住的楼质问：“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马上让他们出去。”之后，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说是怕孩子影响领导同志休息。后来，她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1974年底的一天，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当天晚上，吴桂贤来到医院看望周总理，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向总理表达了想回西北国棉一厂的想法。

　　吴桂贤说：“总理，今天一是想您，来看看您。第二呢，就汇报一下我来了这几个月的思想和你叫我分管的工青妇筹备工作。”当时在场的邓颖超马上表示：“桂贤同志，你跟总理汇报工作，那我就走了。”吴桂贤忙说：“大姐你别走啊，我汇报工作，您还是我们工青妇的老领导啊，是我们妇联的老大姐，你不能走。”邓颖超说：“桂贤同志，给总理汇报工作，我从来不参与的。”

　　吴桂贤简单汇报了负责的工作，然后说：“总理啊，我来中央工作几个月了，我觉得我年轻，知识面也不广，经验也不足，想回基层锻炼锻炼。”但周恩来没有同意她回基层的要求，只是笑着表示，希望她“留下来继续学习”。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还是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又一次找到周恩来，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周恩来回答说：“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结果，吴桂贤顺利通过选举。这次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中有3个人格外引人瞩目，分别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排名第七；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吴桂贤，排名第八；天津内燃机厂工人孙健，排第十二。

　　作为副总理，吴桂贤分管纺织部和卫生部。吴桂贤表示自己对纺织业比较熟悉，但要她管都是知识分子的卫生部，恐怕不行。周恩来再次鼓励她：“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 然后他又问：“桂贤同志，你参加九大，毛主席讲的话你还记得吗？”吴桂贤说记得，毛主席对工农委员讲“三三制”，三分之一劳动，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下去考察。“对，你就按照毛主席的‘三三制’去做。”周恩来说。因此，此后3年多里，吴桂贤每年都打报告回到陕西3个月。先到西北国棉一厂，然后参加省委常委会，跟省委书记一块下乡，到渭南、汉中等地区，深入基层解决问题。

　　会议室里少了四个沙发

　　吴桂贤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提法，是1975年5月3日。当天，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让吴桂贤很吃惊：“居然还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呢。”

　　更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1976年10月6日晚，她亲身经历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她回忆道，当天晚上，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开紧急会议。平时政治局开会，都要提前告知，但那天开什么会、会议什么内容都没说，大家都不知道。

　　吴桂贤赶到玉泉山9号楼时，会议室里已经坐了很多人。一进会议室，吴桂贤就发现少了4张沙发。其他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她说：“少了4个沙发。”就在这时，工作人员向汪东兴报告，应该到会的人全部到齐了。这让吴桂贤更加奇怪了。大约22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从里间走进会议室来。华国锋说：“刚才，桂贤说少了4个沙发。是的，今天少了4个沙发，那4个人永远都不会来了。”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接着由叶剑英报告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这次会议从10月6日22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4点多，整整一个通宵。

　　“文革”结束后，中央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吴桂贤再次产生了回陕西的想法。1977年9月，党的十一大之后，吴桂贤给华国锋主席、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回陕西。“我亲自写了报告，没叫秘书代笔。”吴桂贤说，报告交上去之后，华国锋给她打电话：“你也知道接待元首我是第一次，我要做准备，所以你等等，我接待完铁托后抽时间再见你。”

　　后来，华国锋与汪东兴一起接见了吴桂贤。吴桂贤跟华国锋说：“把我的副总理免了吧，我在报告上写了要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华国锋说：“副总理就不免了，等开五届人大再说吧。不要回西北国棉一厂了，你还是陕西省委副书记之一，回陕西省委工作吧。”吴桂贤没有再坚持，只想快点离开北京。“当时心里想，只要放我离开北京就好，那感觉就像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

　　回到陕西的当天夜里，吴桂贤顾不上休息就直奔西北国棉一厂。得知“赵梦桃小组”在上夜班，吴桂贤穿上工作服就往车间走：“我是个工人，我的姐妹在上班，我也要上班！”因为坐了20多个小时车，又没好好休息，吴桂贤在车间里一直吐。姐妹们让她在一边休息，她不肯。“不行，把我的4台车给我！”那一夜，她工作到了天亮。

　　但让吴桂贤没想到的是，回到陕西后，关于她的谣言和大字报开始四处蔓延。有人说她是在中央犯了错误被赶回来的；还有人说她的子女生病时，曾动用专列到北京看病；甚至说吴桂贤当副总理时回答外宾问题，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种关于我的笑话，我听得多了。这些笑话传到国棉一厂，我的姐妹们都急得哭了，谁知道怎么编出来的？有人认为我文化低，其实，我看过很多历史资料。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我怎么会闹出笑话呢！”吴桂贤说，自己当副总理的3年，总想着“不能给工人阶级丢脸”，想做点实事。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纰漏。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万一忘记了，她就挪挪茶杯看一眼。

　　“做人最难了，人的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什么都说。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这辈子什么酸甜苦辣都尝过，一路各种运动都经过了。我要不是度量大，早就不在了。”吴桂贤说，自己一心听毛主席和党的话，尽了自己的力，不怕别人怎么说。

　　1981年5月，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曾专门针对吴桂贤作了一个批示，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公正评价。陕西省委有意将吴桂贤安排到省妇联或省总工会工作。但她本人坚持留在西北国棉一厂，担任党委副书记。1982年，吴桂贤再次获得陕西省劳动模范称号。

　　把“赵梦桃精神”带到深圳

　　1988年，吴桂贤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这年4月，深圳副市长朱悦宁带队到陕西考察。考察期间，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忽然提出到吴桂贤所在的西北国棉一厂去看看。当时，深圳外贸集团与港商合资建了一家三资企业——鸿华公司，准备将其办成一家纺织、印染和服装生产一条龙的大型企业。

　　吴桂贤与深圳来宾会了面，陪同深圳客人参观了西北国棉一厂。李瑞荣一下子就看中了这位曾经耀眼夺目的副总理，力邀吴桂贤“孔雀东南飞”，赴深圳发展。在丈夫的鼓励下，50岁的吴桂贤只身来到深圳，担任鸿华纺织印染公司副总经理，半年后又升任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上任后，仅用了10天，她就招了108名员工，老中青搭配，从工人、技术员到总工程师一应俱全。一开始，生活设施跟不上，吴桂贤和其他7个人就住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同时，她还多次到有关部门游说，争取员工进城户口指标。有一次，坯布（供印染加工用的本色棉布）供应紧张，她9次前往新疆等地购置坯布。对方一听说是吴桂贤，都感到十分惊讶：“吴桂贤不是赫赫有名的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女工，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吗？现在她为特区效力，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呀！”

　　1998年，吴桂贤退休了。她不仅从事扶贫事业，还带头成立了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陕西招商引资，搞宣传。“梦桃精神就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不但自己要先进，还要帮助大家人人先进。”吴桂贤说，“我们这一代人受传统教育、毛泽东思想灌输长大，我心里只有党和国家。只要还有力气，就愿意再做点事。”

　　“改革开放多好啊！”采访的最后吴桂贤感叹，“你们年轻人遇到了好时机，是在大好形势下长大的。你们要珍惜好政策、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