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位退休后，温庆福就过上了跟他这个年纪相符的平静生活。早起晨练，白天看书，练练字画，傍晚踩着单车到湘江边钓鱼，整天乐呵乐呵是个连小区保安都羡慕的精神老头儿。
温庆福自己也说不清，是哪一块石头最终激起了他心中的湖水。在一个深夜，他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下那封笔调略显沉重、标题为“我至今愧对的一个人”的道歉信。
信件最开始发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看的人不多，总共有5个人留言，其中有一个还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给他留言说，“为您的勇气和良心致敬”。
他要道歉的对象，名叫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而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今年6月份，温庆福将信件投递给《快乐老人报》，希望“当面跟张老师说声对不起”。一个星期后，《快乐老人报》收到了张琼英子女的回信，信件开头是，“温老师，您可以放下这份愧疚了。”本报记者王欢实习生郭睿昊田尧江长沙报道
“再不道歉就来不及了”
这个“秘密”，在温庆福心中埋藏了40多年。
温庆福把它归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愧疚，不会安宁。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良心。”
这个在妻子左淑英心目中“极善良的一个人”，曾经冒着酷暑去报刊亭买两瓶矿泉水，递给在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人，“换成我，我也会觉得他们辛苦，但可能不会想到要去买水。”
左淑英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作为最了解温庆福的一个身边人，她一直很信任和欣赏丈夫的为人，“工作中批评了下属，他回来都会内疚的。”
尽管如此，写道歉信的举动，还是让她觉得诧异，因为“此前从未提及”。
在温庆福自己看来，这种即使放在大环境里依然并非孤例的“致歉”与“和解”，却有他自身独特的心理形成逻辑。
退休之后，温庆福阅读了大量回忆录性质的书籍，胡适有句话让他印象深刻，“人最大的美德是宽容”。
他说，他这一辈走过来的人，经历过历史，也最不能忘却历史。梁漱溟的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温庆福每天都会听上一段，“从历史尘埃里走过来的人，有勇气面对、回忆、思考，才会给后人留下希望。”
“所谓六十耳顺。什么叫耳顺呢？就是好的，不好的，你都要听得进去。”温庆福说，这也是他最终将心中愧疚化成文字，并以此希望得到“心灵救赎和宽恕”的原因之一。
“文革”之后，温庆福从益阳调回到长沙工作。1983年，在湖南师范大学的食堂里，他碰到了张琼英的小女儿罗飞，两人寒暄了两句，温庆福脑海中瞬间闪过了“张老师被抓走时几个孩子恐惧的眼神”，他“心中被愧疚刺痛”，却没有“道歉”。
书房一角的光线“耷拉”下来，老人的脸闪过片刻的严肃与不安。他摸出一根烟，点燃，说：“因为那时候的自己，没想过要道歉。”
此后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中，温庆福不再去想那段“称不上是光彩事”的往事。他忙于工作，“文革”中的自己似乎被他从生命片段中有意地拿走了，哪怕跟老伴和孩子说起过去，他也只字不提。
如今，他已经过“耳顺”之年，他一直挂念的张琼英老师也已经快90岁，“如果还不道歉，那我们就都太老了，就真的来不及了。”
没得到回应的“道歉”
1966年，温庆福21岁。此时距《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报纸上发表，只不过半年时间。
彼时的温庆福，担任湖南益阳市三中共青团委书记，“年轻，政治热情高，工作敬业认真”。
1966年6月，当时的益阳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出工作组来到益阳市三中，温庆福出身好，是工作组的头号依靠对象。
后来，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温庆福被工作组选定为主任。8月，《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开，学生们向老师开炮，贴出了很多大字报。
温庆福记得，学校有一位年轻的女化学老师因承受不了屈辱，跑到资江跳河自杀，后被及时发现，幸免于难。
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年轻的温庆福做出了此后一直让他难以释怀的事情他贴出了炮打学校党支部负责人谭观过的大字报。而谭正是温庆福在益阳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
“谭老先生学问渊博，待人谦和，一直是培养和关心我的恩师，而我忘恩负义，却是最先整他的人。”多年后，温庆福这么说。
“为什么会那么做？”温庆福曾经很多次问自己，他自认为是理性且温和的人，“文革”中，他从没对人动过手，看到有学生对老师动粗，他会反感，不敢当面制止，他便“把头撇开，或者走开”。
为什么还是会有那样一些“伤害人”的举动呢？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太年轻”，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后来的答案，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怕站错队，有压力。”
这个事件同样给温庆福留下了“阴影”。1995年，他在省旅游局的办公室里，认认真真画了两只巨大的寿桃，后来，他又特意跑到益阳，放在了益阳市一中的传达室里，委托传达室的大爷一定要交给谭老师。
谭老师却没再给他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师。”
延续至今的愧疚感
彼时，张琼英在益阳市三中教数学。
温庆福回忆，张琼英原在长沙市一中教书，她和丈夫罗祥生均于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罗祥生当过汉寿县副县长，后在省教育厅工作。1957年，罗祥生被错误打成右派，后在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罗祥生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不久便含冤自杀了。
“上面通知张琼英老师去收尸，还说罗先生是畏罪自杀。张老师回到学校强忍着痛苦，镇定自若，但我从她红肿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不知独自流过多少眼泪。”温庆福说。
温庆福跟张琼英平时就有来往，经常跑到她家里去逗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罗大水玩。温庆福说，罗大水比自己小9岁，“喜欢笑，还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益阳市工宣队召开紧急会议，温庆福和几位年轻的、出身好的教师参加了。会议布置全市即将进行的“政治大扫除”，要抓一批人而温庆福，被分配带人去抓张琼英。
“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她家灯已灭了。在密集的敲门声中，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
之后的场景，在温庆福的“道歉”信中有详细描述：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门，寻找张老师。张老师刚穿好衣下床，一个男工宣队员恶狠狠地对她喊“跪下！”张老师跪下后，被五花大绑着。接着，我们在她家里抄家，到处翻找东西。
温庆福在一床蚊帐上发现了几张油印的传单。温庆福说，或许是自己“还未泯灭的人性的恻隐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对抄家的人说，“没发现什么，走吧！”
之后，一个工宣队员押着张琼英离开了她的居所。温庆福看到“她的两个女儿惊魂未定，强忍着和母亲离别的痛苦样子”。
两天之后，张琼英回家了。在她家门口，温庆福和她相遇了。
温庆福回忆说，“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样，然后微笑着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温老师，那天晚上搭帮（幸好）你没有拿出我蚊帐上藏的传单来，要是拿出来那就不得了啦！”
温庆福“无言以对”。
“我当时心想，我深夜带人去抓你，已经很对不起你了，你还感谢我。现在我还是疑问，是否真是我当时的举动帮助了她，还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宽慰我？”温庆福说。
1979年，温庆福调到长沙工作，此后30多年，再没见到过张琼英。1983年，温庆福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进修时，在教工食堂遇到张琼英的小女儿。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分开了。
对于张琼英的愧疚，温庆福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45年后，“终于可以放下”
之后，温庆福忙于工作生活琐事，过去的事，他不愿意想，更不愿意再提。“改变，可能发生在1999年。”那一年，温庆福因公事去美国，一行人去参观了一个基督教教堂。几年后，温庆福在岳麓山下一家老书店里看到一本《圣经》，犹豫间买了下来。
“神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我们有什么不可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求得心灵的救赎呢？”温庆福说，他是老党员，按理说是无神论者，但那一刻，他宁可相信“神”的存在，信仰的存在。
退休之后，他工作的重心开始转移到阅读和思考上来。“也就是这几年吧，才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来。人老了嘛，会对过去作总结，会反思自己。”
他的退休生活，看上去美满安逸。两个女儿都有体面的工作，他和老伴拿着相对丰厚的退休工资，没事钓钓鱼，搞搞锻炼，画几只鸟或几朵云。但在他内心，却依然有亏欠。
"文革’是一场浩劫，我亲眼目睹很多人迫害与被迫害，我这种，算是比较轻微的了。但无论是哪一种伤害，它都是伤害。”温庆福说。作为道歉者个人，他感言“道歉”的红卫兵刘伯勤的一句话，“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良心债不偿，不安。”他打开了电脑，也翻开了一直尘封的往事。他的道歉信有1000多字，最初发表在个人博客上，受到了当时他在三中教书时的学生们的肯定，学生为他的良知和担当所感动。
温庆福把道歉信投递给了他“信任”的《快乐老人报》。这份国内发行量超过百万的老人类报纸，在接到他投稿后便电话告知他，“可能会发表”。
6月27日，《快乐老人报》在14版刊登了温庆福的文章，见报标题为《这句对不起压在心头40多年》。温庆福看到报纸，自觉“释然”，但依然为没有得到张琼英的亲口谅解而遗憾。
7月6日，一封电子邮件出现在了《快乐老人报》的编辑部，邮件系张琼英子女所发，字里行间充满宽容。
“母亲张琼英今年已经87岁高龄，我们把您的文章递给她看时，她头脑非常清醒地说，那不怪他，我还要感谢他没把那些传单交给工宣队呢。”
“温老师，您可放下这份愧疚了。”邮件中写道。
温庆福错过了这期报纸。两个星期后，他骑着自行车跑了3个报刊亭才买到。据老伴左淑英说，老人当时“眼角泛着泪花”。
“终于可以放下了。”温庆福说，4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他总算可以对自己说这句话。
而在另一端，张琼英的儿子罗大水说，母亲张琼英目前患有比较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但还是记得温庆福。尽管全家在“文革”中饱受磨难，但老人一直都很乐观，之后的生活平安喜乐，她也经常教育子女要多感恩，要牢记那些在困境中给予过他们帮助，哪怕是对他们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语，给过他们一个同情的眼神的人。
[专家看法]
“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口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整理：记者王欢
读了温庆福老师的道歉信，十分感慨。“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人们为这种事道歉，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有人说，中国人已经失去道歉的能力和习惯了，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见到一些人道歉，比如做了对不住某人的事，按人之常情道个歉，这很普通，而且它往往是维系人与人的正常关系的有效手段。
但怪就怪在，为什么人们不肯为自己政治上的行为道歉？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政治行为通常都是由上面发动起来的，于是每个做过坏事的人，事后都会有种心理安慰，觉得自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自己的私心，甚至由于自己不小心而犯下的过失，那是必须由自己负责的。
但是，我们中国人能不能像德国人那样，即使主观上也许并不是明显为了自己的私心，但只要客观上造成了人家的灾难，就都能够怀有一种忏悔之心呢？更何况，是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心，有时候的确是很难判断的，也许是下意识中想要邀功，但也许仅仅是为了避免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来。柏林墙倒塌后，那些杀害翻墙者的士兵被指控的理由是，为什么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寸呢？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有一个人，就是当年把枪口抬高了那么一寸的人，出来为自己的行为忏悔了，而且这是一个中国人。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中国、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件事的意义不可低估。
这说明，人与人之间毕竟有相通之处，中国民间其实有大量忏悔精神，但是由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局限，使人们把这种东西强行压抑下去了。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地把这种局限加以打破，让自己的人性自由地伸展开来，不再一代又一代地带着一颗扭曲的人心进入坟墓，这才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
前不久刚刚听说有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出来向被害者公开道歉，今天又听到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所想到的，其实很多人都在内心中想过了，但只有少数对自己精神上要求比较严格的人表现在了行动上。我希望这种真正的勇敢者在中国能够多起来，也希望能够就此掀起一场民众的大讨论，让中国人的灵魂受到一次深刻的震动。
谢谢温老师，也谢谢张老师的子女充满温情的回应，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是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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