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北京大悦城，一男子致使两人死亡；7月22日北京马连道，一男子致使1人死亡，3人受伤；7月23日，广西东兴，一男子致使2人死亡，4人受伤。
三起杀人案连夺5命，我们并没有过多地在意嫌疑人的姓名，引起民众忧虑的是他们都曾有精神病史。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精神科开放床位总数是22.8万张，而根据1993年的全国性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全国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1600万。之后，再无此类全国性的调查。
2006年，河北省建立“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截至目前，纳入该系统管理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总数为15.82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卫生机构，精神专科医院65所，综合医院精神科78个，精神科诊所6所。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空白区”有68个县区。这意味着，这些区域的精神病患者，没有一张容纳他们身体的病床。
值得一提的是，和严重短缺的精神疾病卫生机构相比，全省没有一家承担着精神疾病患者从医院到家庭之间的过渡机构，而这类机构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回归社会的重要性不亚于治疗过程。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家庭
郭月仙(化名)已经半年没有外出打工了，对于减少的收入，她不无担心。
19岁那年，小儿子在学校受刺激，精神出现状况，这家人的生活就此被打乱。
如今，她26岁的儿子眼瞅着就要错过最佳婚娶期。吃药可以维持儿子的状况，甚至可以外出打工，但年初，她的儿子遭遇车撞，已在家休养半年多。
忙活二亩多地，偶尔打工挣钱，去保定拿药 这是郭月仙近几年的生活常态。“头几年害臊，怕人家知道孩子有病，藏着。”郭月仙回忆，随着病情的严重，前年开始，郭月仙带着儿子到石家庄等地看病，希望可以缓解儿子的病症，也是这一年，他们接受了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解锁工程救助，治疗几个月后，病情大大缓解，郭月仙带着药和儿子回到家。“吃药控制得好，孩子就跟没事一样。”郭月仙说，但即使再便宜的药，一个月也得几百元，村子里的低保每年一选，去年郭家就落选了，今年当选了可以有1000多元的低保费，并不能完全解决吃药的费用。
郭月仙自身有高血压，因为儿子，不到万不得已，她不敢吃药，“怕吃后停不了。”
精神疾病患者医疗少保障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和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都曾开展解锁工程。此项专门针对农村家庭贫困的被锁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在今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都暂停了。
根据这部法规，将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主体只能是监护人、公安机关，医院的强制医疗救助“师出无名”。
尽管，解锁工程救助的1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相比数字庞大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杯水车薪，但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治疗期最长不超过3个月，以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为例，绝大部分的患者40天左右即可出院，这期间的医疗费用并不会高额到难以为继，问题在于患者的继续治疗，通过药物来控制疾病的发作。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院办室主任李佳勋介绍，如果参加了医保或新农合，病人都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报销，遗憾的是，就目前医院的就诊情况看，精神疾病患者很少参加这两项保障。
越是没有保障，对于漫长的服药过程，家庭失去耐心的可能性就越大。
精神科医护人员短缺
家庭监护的缺失，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失守。
医护人员的短缺，则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过程中不为人知的内伤。“病人办好了入院手续，换病号服的过程中，一下子掐住护士的脖子，好在旁边有个男家属赶紧给掰开了。”这惊险的一幕，很难想象发生在病房里。
武警河北总队医院的精神卫生中心主任陈云芳，对类似的场景见怪不怪，但也更凸显精神类医疗机构对男护士的渴求，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陈云芳所在的精神卫生中心，女护士的流动已经超乎正常比率，流失了40多人。
自从一位供职四五年的男护士离职后，陈云芳的部门，再也没有了男护士的身影，而控制部分暴躁型患者，需要一把子力气，女护士显然应对不了。
不久前，精神卫生中心好不容易来了一名男护士应聘，陈云芳斟酌着和对方谈了一次，希望要有个心理准备……结果，只待了两天，新来的男护士就不辞而别。“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跟别人一介绍，说自己在精神科上班，估计连媳妇都不好找。”陈云芳坦言，因为医护人员的短缺，不能保护病人的安全，收治病人方面，医院已经受到了影响。
精神类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武警河北总队精神卫生中心的情况并非个例，相对而言，作为一家主攻精神类疾病的专业医疗机构，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有550张病床，有350多名专业人员显得非常“富足”。
然而，全省最专业的两家精神类医疗机构全部在保定辖区，另一家是河北荣军医院。对于保定当地的精神疾病患者是福利，对于外地患者却是周折。
廊坊和邢台的地市级精神医疗机构还在筹建中。以廊坊为例，霸州中医院有精神科，固安、香河、文安各有一家外，其他的区县再无类似机构。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2010年对全省的精神类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全省149所精神卫生机构，精神专科医院59所，综合医院精神科78个，精神科诊所6所。
石家庄精神卫生机构的数量最多，达到了34所，廊坊市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数量最少，仅一所。
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标准，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空白区”有68个县区。这意味着，这些区域的精神病患者，没有一张容纳他们身体的病床。
精神病可控可防可治疗
和受访的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比，公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已经难以言表。
陈云芳认为，近几年，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率已经明显下降，而将精神病作为突出字眼，强化在刑事案中，是认知上的误区。
“精神病就是一种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唯一的不同是这种病的患者的症状表现不同于其他疾病，但是科学研究和临床都已经证实了，它的好转率很高，也就是说是可以治疗的，治疗针对病人的急性发作期，度过这个阶段之后，坚持服药就可以长期控制，这一点和糖尿病人用药可以正常生活工作是一样的。”李佳勋介绍。
然而，两家医院的多年治疗经验显示，不仅是公众，包括患者家人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都很难消除。
家庭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第一道港湾
“很多家庭比如说一次性投入十几万，二十多万，去治疗其他疾病的患者都没有问题，但是细水长流地去照顾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就会很抵触。”陈云芳介绍。
李佳勋在省第六人民医院工作了20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家庭在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态度上的转变，“越是小孩子，比如说在学校期间患病的，得到的家庭的照顾和就诊的积极性越高，随着患者的年龄增大，治疗的周期增长，家庭的厌弃态度越明显。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姐妹的照顾，就更不到位。”
李佳勋说，院里有一位多年住院治疗的患者，每年他的妹妹到医院看一到两次，每次来买一点水果，放下就走。对这位患者的照顾就落到了医务人员头上，有的护士看不下去，从家里带点饭、买点水果给他。
多例解锁工程治好的病人，送回家的过程，遭到了家里和村里的抵制，也让院方很无奈，“这几年，我们投入了10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还不包括我们医护人员的付出，让人寒心。”“也有好的案例，比如说患者回家后，家庭照顾得很到位，按时到医院给患者取药，患者的康复率就很高，甚至带着药可以外出打工。”李佳勋说，“解锁工程80%的患者都恢复得很好。”
应建立健全社区康复机构
“河北省总的来说，这几年精神疾病专业机构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服务体系还是不健全，其中最缺的是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李佳勋介绍。
社区康复机构，也是精神疾病患者从急性发作期治疗结束后，到家庭之间的过渡机构。
目前，全国只有北京、成都有类似的机构。比如北京回龙观医院，就有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艺术行为治疗、厨艺训练、社交技能训练、操作性音乐治疗、主动式家庭干预等康复治疗，还开发了经营小卖部、流动图书车等职业康复项目。
事实上，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就业率仅为15%-30%。
在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的调查中，在全省所有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中，政府办的有100所，占总数的67.11%；个人办的有40所，占26.85%；企业办的有6所，占4.03%；其他类3所，占2.01%。
而对于康复机构，专业人士认为，私人承办几乎没有可能，因为盈利微乎其微。这种情况下，康复机构或者说中途机构的承办就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投入。《精神卫生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设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精神障碍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能力建设。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建立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机构。但是这一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强化社区在精神病患者治疗上的作用。1963年，肯尼迪政府决定，将那些危害较轻的精神病患者交由社区照顾。这种社区康复模式自此推广，并成为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模式。比如，一些国家经常采用的模式是患者白天在医院接受治疗，晚上回家。而当他们结束治疗离开医院后，会先到社区康复中心进行过渡。《精神卫生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但问题在于，对于众多还没有社区康复机构的城市和农村而言，这些精神疾病患者该去哪里？
郭月仙有点怕，“我都54岁了，我和他爸没了，孩子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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