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兰和需要先发短信。早在7月19日，他在微博上宣布自己“作为李天一家人的法律顾问，经授权，关于李天一案的所有消息，均由本律师统一发布”。那时，他就公布了手机号。
“最近的骚扰电话太多了。”接电话的女孩说。
很大程度上，兰和站在了舆论的对立面，甚至被很多人认为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8月15日，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函上写着“公众对兰和律师个人的谴责，已经上升为对中国律师职业伦理的质疑”。
研讨会形成了对兰和批评和支持的对立意见，兰和却对研讨会感到愤怒，他告诉记者其没有得到邀请，“那些批判我的人首先要搞清楚我说了什么”，他说他作为李家的法律顾问，早已声明不阅卷，只负责对社会上的误解进行辟谣。
兰和错了？
从7月19日到8月15日，兰和一共发布了51条原创微博，但从7月19日之后他所发的微博，几乎全部关于尚未满18岁的李某某案。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开庭，但是口水战已经打得很厉害，律师、网民，包括传统媒体，都做了信息的披露和所谓的独家调查。”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说。
“我不太理解兰和律师的行为，”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律师柴冠宏说，“李某某案一方面在法庭内进行司法审判，另外一方面在媒体上进行道德审判。在无形的道德审判当中，原本律师可以不出现，不需要站出来。”
柴冠宏说，“我们知道一个律师要怎么辩护，在过去甚至是要回避跟对方交流的，律师希望在法庭上像抛出炸弹一样，产生轰动效应。但是现在兰和律师和李某某的辩护律师，把自己的辩护观点提前向媒体公布，有这个必要吗？”
“我的微博、博客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案情的评述，以及任何对案件判决会产生影响的言论，只是经过授权，对网上的虚假信息和谬误进行澄清，仅此而已”，兰和告诉记者。
但8月5日，梦鸽报案，控诉控告酒吧经理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控告信内容称，在酒吧包房里，杨某不时用手抚摸其子李天一等几名未成人的下体，进行挑逗。兰和在8月8日转发了某网站娱乐频道官微发布的控告信全文。
“那是梦鸽的控告，我只是转发。梦鸽有权利控告，我也有权利转发。”兰和告诉记者。
“李某某案不适宜成为公众事件，因为其涉嫌轮奸这一反人道行为，”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龙元富说，“尽管定罪是有最后的法院判决决定，但总有一些基本事实。”
龙元富还觉得，李某某家人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比如申请将这一未成年人案件公开审理，“李家人可能不懂法，但律师肯定懂。”7月28日，兰和在其微博上发布了梦鸽的这一申请。
“作为知名艺术家的儿子，李某某案本身就足够引起社会关注，根本不需要再主动炒作，”龙元富说，“兰和的行为实际上会将李家污名化。哪怕将来有一天，李某某被判无罪，社会也会有人认为目前李家的行为是个错误。”
“合法、合规、合意”
而律师群体中对兰和的行为既有批评，也有支持。“作为律师，我首先关注的是委托人的利益，至于社会的公正，应由媒体来掌控。我来发声，媒体来选择。”北京鑫诺律师事务所主任孔伟平说。
“药家鑫是怎么被判死刑的？”孔伟平提问。
“我想审判过程中，社会上关于他是富二代的谣言起了很坏的作用。”他说。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柳波也认为，如果兰和不出来发声，“李某某早就被社会审判成有罪了”。
“说律师应该理性、应该公正，应该是正义的维护者，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定位和律师借助媒介这两者是完全吻合的，没有任何的冲突。”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说。
他认为通过炒作使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什么不可？”
杨兆全认为兰和并非头脑发热，而是经过了“精心的准备和反复的权衡”。
“首先炒作是合法，不然第二天他就被公安局带走了，其次炒作符合律师规范，不然第二天就被司法局带走了，最后还要符合李家的心意。”他说。
“律师的确要以委托人为中心，也要注重委托人的利益是什么。比如，兰和的做法很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冒险，也许这种信息发布会给李天一带来不好的后果，这和医生的角色类似，他采取的治疗方案可能有风险，但是这种冒险要让委托人事先判断能否接受。”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说。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被害人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想法庭是个说理的地方，但在开庭之前，出现了‘深喉’对被告人不利的爆料，辩护律师应该如何应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许身健说。
他介绍，“美国的法律规定律师不能发表意见，但也做出特例，即如果是控方发布了这样的信息，辩护律师则可以‘还击’。”
谨言慎行？
在新闻学教授展江看来，“李某某案的审判拖得太久了”，这才造成了目前众说纷纭的舆论战。
“按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披露案件信息的时候，未成年人的姓名、身份等信息不得披露，这个规定有它的合理之处。美国的联邦法和大部分的州法虽不禁止，但是对于媒体来说，特别是那些有历史的媒体，他们自己的职业道德准则是要求不披露的，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伦理道德问题。”展江说。
但如今自媒体的发达甚至和传统媒体平起，“我认为传统媒体的公信力远远高于互联网，但问题是如果媒体违背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怎么办？是只做道德上的谴责，还是打一个诉讼？”展江说。
展江介绍，曾有一家北京的报纸进行了所谓调查，“但调查只是到湖北大厦、酒吧去了解情况，甚至引述爆料人的说法称李某某‘兽性大发’”。
“这个时候公检法知道的信息比媒体的多得多，我认为媒体这不是采集事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个发布了以后我认为对司法可能会形成某些干扰。”他称。
是否面对媒体，成为一些律师代理案件时的困惑。
“如果我们在公众事件中借助于媒体的报道，有利于我们案件的公正审理，或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就要求助于媒体。如果报道将不利于公正的审判，或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一定要回避媒体的报道。”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主任郝春莉说。
郝春莉坦承，自己是与铁道部长刘志军案相关的丁羽心的辩护律师，“很多记者找我，有时连电话也不敢接、短信不敢回。现在社会分裂性比较大，仇官仇富的心态下，尽量避免媒体的报道会有利于公正审判”。
但郝春莉也曾遇到，“媒体怎么爆料出这么多还属于保密阶段的一些案件的案情，或者证据情况”。对此要不要进行“反击”，令郝春莉感到困惑。
她甚至怀疑，这是不是司法机关想重判才出现的爆料，“那些报道一看就是偏颇的”。但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对案件的公平性审理和对当事人的帮助的话，我认为还是要冷处理”，在法庭上根据证据“反击”。
“公众不明白事情的全部真相，只是从媒体的只言片语中去理解。但无论公众怎样去关注，我们的技巧是谨言慎行，每说一个字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郝春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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