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直播的中国：监控摄像头数量每年增加20%

北京某高校女生宿舍的楼道里，已经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摄影 中国周刊记者 樊竟成

2012年6月21日，成都市犀浦，西南交大，孟朝红代替儿子在校园里走走看看。供图 CFP

　　票选摄像头

　　女大学生宿舍楼的过道内，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安全与隐私该如何取舍？华中师范大学把选择权给了学生们。

　　中国周刊记者 叶宇婷 北京报道

　　张然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三个字时，她没想到，有55%的学生和她一个立场。最终，这个数字成功阻止了摄像头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宿舍的楼道。

　　失窃

　　宿舍失窃后，黄斌在上课，没有注意到室友王浩发来的短信。很快，王浩打来电话，告诉他，自己放在宿舍内的电脑和手机都不见了。黄斌原本放在宿舍桌子上的电脑也没了影子。黄斌意识到宿舍可能失窃了，挂完电话，逃课飞奔了回去。

　　晚上7点左右，王浩去到楼层所在浴室洗澡，距离宿舍不到20米。他想着时间也不长，就只把门撞上锁住，没有像往常出门上课一样再加一个挂锁。大约15分钟后，王浩洗完澡回到宿舍，发现门被撬开了，桌上的电脑、苹果手机都不见了，回头看黄斌桌上也没有电脑。黄斌赶回在一楼的宿舍时，保卫处的两名工作人员已经在做问询记录，华中师范大学旁马房山派出所也来了两位民警。

　　宿舍楼里没有安装摄像头，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和民警似乎也无从下手，做完问询笔录后就走了。黄斌和王浩叉腰对望，自认倒霉。

　　王浩的联想电脑和苹果手机是上大学前父母买的，花了近万元。父母有些责怪他的粗心大意，一直打电话追问有没有抓到小偷。三天后，王浩的父亲打电话给马房山派出所，民警告知没有线索，小偷还没抓住。再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去年3月初发生在黄斌宿舍的失窃案并不是孤例，一段时间来，宿舍内盗窃案比较多，几乎每个宿舍都自己另配了一个挂锁，做双重保险。

　　最严重的时候，学校保卫处曾一天接到过同一女生宿舍楼3起报失窃事件。学生治保会是协助保卫处工作的学生社团，该社团在去年曾做一个样本数为600的抽样调查，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只有69%的宿舍从未遭遇过财务失窃，有21%的宿舍偶尔发生，10%的宿舍甚至是经常发生。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中心网站上也经常出现宿舍失窃的报道，据参与此类报道的学生记者郭哲初略统计，“平均一个月一次报道”。还有既没有报案，也没有出现在报道中的情况，这些失主通常会在人人网上发布状态。

　　丢失东西的学生到保卫处报案，做完备案后，事情通常不了了之。宿舍楼没有安装摄像头，几乎没人知道小偷长什么样，从哪个方向来，往哪个方向走，保卫处也无可奈何。

　　据保卫处2012年的工作年鉴记录，全年共“追回赃物手机9部、挎包20余个”。郭哲称实际的被盗数量远远超过此数量。

　　频发的失窃案加上极低的破案率，学生怨言很多，保卫处也很头疼。

　　摄像头勿进

　　黄斌宿舍被盗时，学校已经决定要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只不过安装工作迟迟没有开始，除了招投标以外，保卫处还有一个重要步骤没有完成。

　　教育部拨的400万安防系统专项资金是到位了，但摄像头到底能不能进楼道，那时谁心里也没谱，学校要把决定权交给学生。

　　去年3月初，宁佩接到保卫处的开会通知，让她所在的学生治保会在学生中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摄像头安装的意见。

　　领完任务回去，宁佩和治保会的其他同学就开始商议问卷设计的事宜。她们找到学校社工学院学过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学，让其帮忙设计一份问卷。问卷来回修改了三次，于一周后出炉。

　　问卷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你心中的宿舍安全、你与宿舍互动、对楼道安装摄像头的看法等4部分内容。

　　问卷设计好后，紧接下来要确定问卷发放的范围。华中师范大学本校主要有4大宿舍区，分别为东区、西区、元宝山、南湖，而东区人数最多，元宝山次之，西区、南湖人数较少。问卷拟发放的数量根据宿舍区的人数划分了抽样比。

　　华中师范大学女生多男生少，考虑到摄像头进宿舍楼道对于女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调研组把调查对象重点放在了女生上。而东区是女生最为集中的宿舍区，自然成为了调研的重中之重。经过分析计算后，调研组最终决定采用1:6的比例对每栋宿舍楼进行抽样调查，且以大一、大二的学生为调查主体。

　　治保会调查组共分了5个小组，考虑到东区人多，调研任务重，特安排了两个小组。调查组印了600份问卷，于3月中旬正式进寝室发放。

　　3天后，问卷回收工作结束，共计回收570份问卷，有效问卷532份。宁佩和治保会的同学建了个网络讨论组，专门分析讨论回收的问卷。问卷结果出来后，宁佩还是吃了一惊，不赞成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的比例为55%。她以为，偷盗如此严重，同学们会让隐私为安全让道。

　　调研报告很快就交到了保卫处，最终，55%的反对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卫处放弃了在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的想法，只在楼梯间安装。

　　安全与隐私之争

　　张然在宿舍中是个少数派，除了她反对，其他室友都同意在楼道安装摄像头。填问卷时，她就略显激动地和室友辩论了几句。

　　张的宿舍去年曾发生过盗窃案，有次大意忘了关窗户，有个室友的电脑和手机就被盗了。位于二楼的宿舍，小偷若要翻窗进入似乎并不费太大的力气；至于撬锁而入的话，爬楼梯也不需要走太远。

　　一个室友家境不太好，在被盗后，她非常支持安装摄像头。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她认为张然反对的原因就是张没丢过东西，不能体会她的心情。张然则认为，注意锁好门窗，是可以避免被盗的，而她万万不能忍受“被监视”的感觉。

　　武汉的夏天天气炎热，女生们在寝室通常只穿吊带热裤，晚上甚至有人在楼道打地铺睡。张然性格大大咧咧，经常穿着随意地在楼道走，串寝室。她无法忍受有只“眼睛”随时在楼道里盯着自己，也无法知晓“眼睛”背后是谁的眼睛。

　　“监控室有专人24小时监控，而且都是女的。”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的话并不能打消张然的顾虑。张然一点也不动摇，在问卷上坚定地写下：我反对。

　　张然做的可不止是在问卷上写下“我反对”。她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曾在课堂上一时兴起，建议老师组织了一场关于宿舍楼道是否应该安装摄像头的讨论。

　　在讨论会上，支持“安全”和支持“隐私”的人几乎各占一半。女生们争论得尤为激烈，被盗过的人，认为如果楼道里安装有摄像头，自己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失窃；没被偷过的人，则强调无法忍受隐私被她人看到。

　　虽然丢了电脑，但黄斌也反对安装摄像头。他的理由很“技术”—宿舍窗外没有晾衣服的地方，大家都把衣服晾楼道里，“衣服全遮挡住了，摄像头根本拍不到门”。

　　黄斌认为有时失窃是内贼干的，“同学间串宿舍很正常，这怎么判断？”当然，他也不喜欢楼道里时时有双“眼睛”盯着自己。

　　争来的权利

　　并不是每个大学都会在安装摄像头的问题上，让学生作主。在北京，曾有人民大学的女生向媒体投诉宿舍楼道内安装了摄像头，可仍然无法避免电子眼的进入。

　　7年前发生的一件事，让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不得不重视学生的反对意见。

　　2006年秋，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女生向当地媒体爆料，学校将摄像头安装进了女生宿舍楼。当年暑假时，学校在元宝山宿舍区的男、女宿舍楼道分别安装了几台摄像头，作为试点，但安装前并未告知学生，也未征求学生的意见。

　　“当时也没那个意识，觉得是为学生的安全着想。”华中师范大学保卫处监控中心主任邓建国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一开学，迎接学生的就是高悬于楼道上方的摄像头，一些女生无法接受，打电话给当地一家媒体爆料。

　　武汉天气热，女生一般在楼道内穿得少，“好怕走光了”。宁佩所在治保会去年3月的那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1%的人在楼道里“随便穿着，不顾及”。向当地媒体爆料的女生觉得自己“像被监视着”。

　　保卫处没有想到在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会引来媒体的关注，邓建国也没再解释那之后作为试点的摄像头到底是否仍正常使用。不过在以后学校新闻中心的报道里，保卫处在接受有关摄像头的采访时，再未提到元宝山女生宿舍楼道有安装摄像头，只是称“在东12栋、元一、元五三栋男生寝室都已安装了摄像头，主要是由于学校考虑男生寝室更容易发生意外”。

　　有次，东12栋生命与科学学院的一位男生丢了电脑后，去调监控，却被告知“监控没有开”。

　　今年4月底，华中师范大学在全校宿舍楼安装摄像头的工作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

　　摄像头安装之后，学生记者郭哲又报道了三起宿舍被盗案，都发生在西区和东区的女生宿舍。楼梯间的摄像头将嫌疑人样貌拍了下来，但小偷最终还是没有抓住。

　　“楼梯间的摄像头只能起到‘马后炮’的作用。”邓建国有点无奈。

　　有些女生认为，如果把摄像头安装在宿舍楼道内，就可以抓住小偷。

　　可这仍然是一个假设。

　　事实是，摄像头安装后，宿舍被盗案已经下降很多。郭哲也很少在人人网看到同学发布自己被盗的信息。

　　有时候，拍到拍不到作用不大，摄像头起到的是震慑作用。

　　（文中张然、黄斌、王浩为化名）

　　被直播的女大学生宿舍

　　一次偶然机会，我得以进入到北京一所高校女生宿舍楼里的监控室。从未见过如此多监控屏幕排列一块儿的我，当时的内心还是有些发怵。

　　监控室在一楼，紧挨前台，两扇大窗户正对着大厅。进监控室的门经常半开着，穿过前台的门便可进入。宿管不在前台时，过了门禁的人常可轻易地进入监控室所在楼道。一些学生常常就这样去找宿舍管理员取快递。修理师傅在前台和监控室所在楼道来去也可以自如。只要你想看到监控画面，并非难事。

　　监控室窗下铺一张床，床旁边放着一米多高、两米多宽的白色铁柜，上面呈四十五度放着监控屏幕。该女生宿舍共有16楼，每层3台摄像头，电梯间通往宿舍楼道的拐角处有一台，楼道两头分别有一台。站在监控屏幕前，每层电梯处、楼道里的情况一目了然。除去楼梯间、洗浴室、卫生间和寝室里，在摄像头下几乎没有死角，而且图像质量比较清晰。

　　站在镜子前整装的一举一动，从宿舍出来只穿件大号T恤端盆进洗漱间的过程，摄像头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监控屏幕没有48个那么多，但宿管可每层自由切换。当时恰好有一个寝室的女生私自拉插线板，宿管从监控里看到了，立马上楼制止了。

　　从宿舍管理员角度，那些女生的生活，一直在被直播。

　　那些管理员说，几年前就有了摄像头，以前宿舍偷盗情况严重，安装后也没人再说过宿舍里东西被偷。而安装摄像头的决定是保卫处直接下的。

　　北京高校女生宿舍楼道安装摄像头远不止我偶然去的那儿，据媒体公开报道，几年前，人大培训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先后在女生宿舍楼道里安装摄像头。一些学生担心走光，隐私被侵犯，无奈向媒体求助。而媒体的报道里，校方的理由是安全。最终，安全都战胜了隐私，而女生们没有选择权。

　　死亡、“谎言”与录像带

　　记录儿子死亡过程的地铁监控录像，因“技术故障”消失了。真相也一同消失了，这让孟朝红越发怀疑，这不是一场意外。

　　中国周刊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7月下旬，孟朝红穿梭在欧洲各国。她拿着儿子马跃的尸检报告和相关证据，走访欧洲的鉴定机构，希望分析出一些新的蛛丝马迹。三年前，21岁的马跃在北京地铁二号线鼓楼大街站候车时，掉下站台死亡，尸体至今仍未火化。

　　孟朝红也希望儿子早日入土为安，可她需要真相。

　　三年来，她只想知道，儿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自己跳下站台”

　　孟朝红永远不会忘记，2010年8月24日0点20分，一个陌生人用儿子的手机打来电话，告诉她：昨晚，她的儿子马跃在鼓楼大街地铁站触电身亡，尸体已被送至司法鉴定中心。

　　时任中国化工报记者的她，正在内蒙古出差。拨打110确认后才肯相信，打电话来的不是骗子，而是北京警方。

　　第二天上午，孟朝红赶回北京，看到了冷柜中满身伤痕的儿子。马跃的身体有几处大面积电击伤，部分皮肤已经焦糊，下颌处有一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而平日打球都要戴着的眼镜，不见了。

　　这个身高1米84、皮肤黝黑的小伙子，身体很壮实。他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马上就要读大三，暑期回家在北京的一家调查公司做兼职。因为快开学了，他本想提前几天回成都选课。

　　毫无征兆，他未满21周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北京市交通分局公交安保分局警察刘洋，向孟朝红描述了初步调查情况。事发当晚22点55分，他们来到现场，马跃大致斜躺在站台中间位置对应的铁轨上，左肩搭在第三轨，脚搭在运行轨道。她询问马跃眼镜的去向，警方回答现场没有发现。

　　警方找到两位站台上的目击证人回忆，马跃站在候车黄线后，“不知何原因”突然倒下，上半身耷拉到站台边缘，由于惯性翻下站台。警方初步分析致死原因，是电击。

　　孟庆红疑惑的是，马跃为什么会掉下站台呢？“有乘客证明，该男子为自己跳下站台。”这是事发当晚，北京市交通安全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值守应急情况书面记录中的一句话。

　　“就差直接写，马跃是自杀的了。”她认为儿子不存在自杀倾向：事发当天下午，母子俩通了电话互报平安；马跃进入地铁站后，还和女友短信聊天；而这个小伙子平日里一直乐观开朗。

　　孟朝红希望了解目击证人的具体情况，警方告诉她，为了保护证人的个人隐私，不能提供。

　　在内蒙古接到电话时，孟朝红问警察有没有监控录像，得到的回答是，有。但再次询问时，录像没了。

　　消失的证据

　　消失的理由，却不能令孟朝红信服。

　　“我当时在现场，是公安局打电话给地铁公司后，告诉我说有，我就告诉她（孟朝红）有。”连海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是24日凌晨通知孟朝红儿子死讯的警察，“至于谁（说的有），我也没法告诉你。”

　　但25日，警方告知，他们未能调取出录像，因为地铁运营公司反映，当时的监控录像没有了。

　　“一会说有，一会说没有。”孟朝红急了。她了解到，鼓楼大街站站台大厅、出入口等位置共有近60台摄像机，30多台为闭路电视系统，具有录像功能。

　　26日，孟朝红和家人前往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运营三分公司询问。三分公司负责2号线等四条地铁线路的运营和管理。接待他们的，是负责安全的公司副经理李平。李平解释说，三分公司只是使用方，能看到的都是即时画面，是不保存的。而负责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当时正在站台，没有看到具体情况。录像资料是地铁通信信号公司负责的，询问过，对方告知没有了。他还保证：“我们是国企，有党组织的，绝不会有半点的隐瞒，您放心。”

　　谈话的全过程，孟朝红都拍下来。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与警方和地铁公司交流过程，她都尽可能留下录像和录音资料。

　　随后，与地铁公司通信信号公司高欣经理联系时，她得知录像设备发生了故障。这位母亲随即要求解释：故障发生的原因，监控系统的构成情况，发生故障后的补救措施。

　　8月30日，通号公司发函进行回复：发生乘客掉下站台触电情况后，经维护人员检查，由于温度过高，鼓楼大街站电视监控系统中，8月11日至24日录像编码器上首、上尾、下首和下尾四个摄像机通道故障，图像信息没有记录。同时，部分存储磁盘阵列死机，余下的磁盘阵列空间不够，导致站台部分摄像机的图像信息没有存储。由于图像未录上，没有任何办法恢复，系统没有录像故障的报警功能。

　　结尾处提出，录像只是能够证明事故原因的证据之一，不是事故发生的原因，公安机关可以通过证人证言等其他证据，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

　　此外，通号公司并未提供设备的检验、维修记录。孟朝红认为，这份文件并未就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完整答复。

　　12月24日，“8•23””事故调查组得出最终结论：因机房温度、环境等原因造成主存储磁盘故障无法存储，8月23日22:39到22:49时段，包括内尾摄像机在内的部分录像资料，作为次保护文件，被系统删除。

　　焦点定格在那记录马跃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上。她质疑：“为什么在这最关键的十分钟，磁盘空间满了呢？为什么偏偏删掉了这一段呢？”

　　她强调：“相比证人证言，录像才是最客观的证据，因为它不会撒谎。”

　　“公开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对孟朝红来说，没有录像，马跃坠下站台真相的信息，相当于是个0。

　　据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鉴定，马跃血液中无酒精，毒物分析无异常，体表无打击伤，符合电击导致急性呼吸、心脏骤停死亡。而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根据现场证据，排除他杀，不属于刑事案件。但孟朝红认为，该结论并未解释马跃掉入轨道的实际原因，存在缺陷。

　　在警方提供的现场勘察照片中，马跃右手紧握手机，左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如果是跳下去，马跃会选择一个这样‘舒适’的姿势么？”她质疑道。而警方证人的证言中提及，马跃是“双手不动、像军训一样”，“直挺挺倒下”。

　　“我怀疑，马跃早在站台上就已经触电。”她说。为求证这一推测，孟朝红主动要求进行尸体解剖鉴定，确定电击的出入口、损伤程度和顺序。

　　随后鉴定中心回复，因750V高压电形成的灼伤崩裂面积大，无法判断电击方向和伤的顺序。

　　此前，孟朝红曾要求北京市安监局查清事故原因。几个月后，负责调查的西城安监局认定，地铁站接触轨的防护措施符合国家标准，监控设备无人为删除，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孟朝红提出查看调查的附件，对方以部分附件“涉及地铁企业管理及战备人防工程”、“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开。

　　她曾起诉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等单位侵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并希望法院从地铁方面调取相关录像资料。但因监控录像等关键证据的缺失，案子最终撤回。在与地铁公司的诉讼中，这位母亲从来没有谈到赔偿问题。“因为一旦走民事赔偿程序，警方就会撤出，地铁公司作为举证方，可以放弃举证的权利。”孟朝红的代理律师史小勇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视频意外重现

　　孟朝红没想到，现场的部分视频，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为寻找线索，他们想到了现场另一个关键方。2012年9月，孟朝红起诉北京市东城区急救站、北京市急救中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开庭。“我们希望从大夫口中还原真相，她是与尸体直接接触的第三方。”她说。

　　北京市急救中心东城急救站病案记录显示，急救人员23点04分接到指令，6分钟后来到现场。病情为“车到已死亡，无需救治”。体检各项并没有详细记录。

　　史小勇拿着马跃下颌处流着血的伤口照片询问，当时是否看到。现场急救大夫杨育兴回答，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被追问为何没有在病历上记录此伤，杨育兴解释，检查首先考虑是否有生命活动，其他的不是主要的。

　　孟朝红又一次向法院提出申请调取相关录像。

　　“我们本没抱太大希望。”史小勇解释道，但这一次，意外发生了。

　　2013年2月18日，东城区法院告知，已从北京市公交分局调取到部分录像。

　　孟朝红在法院观看了这三段录像。一段视频长约10分钟，是马跃走到安检处通过刷卡机，进入地铁的视频；第二段是视频长约40分钟，拍摄的是站台内的情形，但摄像头显然距离很远，看不到马跃在哪，只看到司机下车后转来转去，一直在打电话；第三段视频是警方自拍，记录120现场处置的视频。

　　关键的是第一段视频。此前，警方称没有在现场发现马跃的眼镜，目击证人也作证，没有看到马跃候车时戴眼镜。但第一段视频中，马跃刷卡进入地铁的时候，是戴着眼镜的。

　　她希望对这些不完整的视频进行复制，以便整理分析，但法院予以拒绝。

　　“此前，展示给我们的案件的信息，都是对方提供的。”律师史小勇说，“现在突然冒出了录像，我当时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就是不理解、好奇。”

　　孟朝红疑惑，为什么如此关键的录像，却一直没有提供给家属？

　　对于这段距事发两年四个月后突然出现的录像，北京地铁运营公司法规部负责人陈志文解释说，当时地铁站有30多个摄像头，温度过高导致大部分无法使用，但有9个没问题，所以录下了马跃进站的画面。至于为何不在事发后就将这段录像提供给家属，陈志文说：“与她没有关系的，提供给她有什么意义啊。” 至于这段录像交给警方的具体时间，陈志文表示，事发后一周内，这段录像已被警方调走。

　　事发后，孟朝红曾询问地铁公司，是否做过补救措施，以避免再次发生录像被删除的事故？但地铁公司无人回应此问题。《中国周刊》记者检索发现，马跃事件后，地铁公司也未公布过相关补救措施。地铁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要想完全避免很难，但他们已经加入一个预警系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维修。但这一说法，未得到北京地铁官方认可。

　　无法还原的真相

　　三年来，马跃一直活在孟朝红的梦里。

　　几天前，她梦到儿子在冷冻室门口的台阶前坐着。“我特别高兴，上去亲了他一口。他说，妈妈，这儿的食堂有个菜特别好吃，我带你去吃吧！”说到这儿，孟朝红哭了起来—母子俩爱吃，几乎吃遍了北京的麻辣烫和拉面馆子。

　　在梦里，儿子说的都是高兴的事儿，却从来没告诉她，自己是怎么掉下站台的。她不相信儿子是那些地铁“跳轨”、“自杀”者中的一个。

　　“我认为马跃遭受了先后两次电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技术信息中心副主任，被称作“中国首席女法医”的王雪梅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她曾应孟朝红的求助，查看了马跃的法医鉴定文书和尸检照片。

　　她解释，马跃双耳各处及右耳上方6公分黄褐色皮肤烧伤，与马跃失踪的眼镜有密切关系，怀疑是站立时突遭空气中并不通过心肺的高压电弧，造成的局部电烧伤，不可能是直接触碰接触轨750V电压造成的程度；此外，马跃右下颌处，无人作出合理解释的“3.3×1.0公分的挫裂创”，不应是磕碰造成的，而是钝性体强力作用形成的，而她个人强烈怀疑，此伤是生前伤，且极有可能在心脏依然跳动时形成的。

　　此外，王雪梅发现，死亡七个月后，马跃的肺脏重量超过正常情况的一倍。“这说明马跃经历了漫长的濒死过程，各重要脏器在遭受电击而麻痹后，拼尽全力与死亡抗争。”

　　她一个可怕的模拟推测：马跃站立时遭受电击失去意识，随后坠入铁轨，但并未接触带电的轨道，随后有一个人拿着钩子一类的工具拉住其下颌，将马跃拖动，使他左肩靠在带电轨处。

　　但因为关键录像的缺失，这个推测无从求证。地铁公司则表示，事发的鼓楼地铁站不存在漏电使人触电的可能性。

　　三年前，事发当天下午，马跃与孟朝红通了最后一次电话。

　　母亲催促儿子购买回成都的火车票，儿子回答，想在家再多呆一天。母亲交代，有时间买点东西去看看奶奶。随后他问：“您什么时候回家，回来咱俩好吃顿好的。”

　　孟朝红说过两天就回来了，并叮嘱：“早点回家。”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