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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23日，第十三届上海公共安全产品国际博览会开幕。摄影 翁磊 供图 IC |
小镜头 大生意
过去十年，在“平安城市”等政府项目支撑下，监控器材迅速成为一门大生意。
中国周刊记者 谢雪琳 北京报道
从68元每股的发行价，到今年5月170元的高股价（复权后），A股上市公司海康威视用了三年时间。2001年海康威视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00万。今年，其市值达800多亿，增长1.7万倍。
这大概是近年来A股市场上的一大传奇。但传奇还不止于此。
另一家公司大华股份，2008年上市，发行价24元，今年5月21日复权价高达704元，足足涨了近30倍。
在长期低迷的A股市场，这是传奇中的传奇。除了成长迅速以外，这两家公司还有什么共同特征？
答案是同属安防行业，并分属行业老大和老二。它们的主营业务均为视频监控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这些公司的迅猛生长，都与过去十年政府主导的“平安城市”建设密切相关。
“平安城市建设中政府投了不少钱，拉动了整个行业的增长。”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邱亮南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这个行业总量大，发展快，目前来看仍然在成长当中。”
十年奔跑
销售规模长年占据国内行业第一的海康威视，是安防界的老大哥。2012年，其营业收入达到72亿元，比上年增长近四成。
它的高成长离不了公安部门推行的“平安城市”工程。
2004年6月，公安部、科技部在北京、上海等21个城市启动了第一批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工作。视频监控设备的大规模建设，在这一项目中开始起步。
不久，国务院要求各地推进“平安社区”、“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活动，平安城市的概念逐步普及。
2005年8月，公安部进一步提出了建设“3111试点工程”，即在省、市、县三级开展报警与监控系统建设试点工程。这也成为了“平安城市”建设的重点。
从平安城市启动开始，海康威视便是紧密合作者。
海康威视的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央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在平安城市项目中，时常可见中电集团的身影。与北京、重庆等城市的合作中，通常都由中电集团与当地市政府、公安局等签署合作协议，再由海康威视负责实施。
十年来，海康威视共为北京、上海等500多个城市的“平安城市”工程提供了视频监控产品及服务。
此外，在北京奥运、上海世博、深圳大运会等重大活动中，海康威视均是安防设备供应商。尽管海康威视依托大股东在全国攻城掠地，但这一行业的巨大市场需求，也为诸多规模稍小的企业留下了生存空间。
行业老二大华股份自不用说，2012其营业收入为35个亿，同比增长六成。
另一家规模稍小的上市公司高新兴，2012年营收3亿。当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在一二线大城市拿项目时，高新兴则伴随着“平安城市”、“天网工程”在县一级的落地实施而受益。过去一年，高新兴拿下了“平安揭阳”、贵州镇远、锦屏、望谟等市县的天网工程项目。
这些项目的资金动辄上亿。比如高新兴与中国电信合作的“平安揭阳”项目，其合同总金额近3.9亿，而资金来源则是揭阳市财政支出预算。高新兴要为揭阳新建高清视频监控点3000个，改造高清视频监控点779个；新建高清治安卡口100个，改造高清治安卡口7个，以及机房、应用管理平台建设。
政策红利仍将延续
过去十年，整个行业的产值也在不断刷新纪录。
根据新华信发布的《安防视频监控现状及趋势》，2000年中国安防产值250亿元，经过“十五”期间快速发展，2005年产值超过900亿元。
2006年，科技强警、平安城市等项目进一步刺激了行业产值，整个安防产业同比增长30%，全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
到了2010年，安防行业总产值达到2300多亿元，比2005年增长1.8倍。
如今，这一行业仍在看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券商分析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来自政府的需求仍是这一行业的重要成长动力。
在广东省安防协会专家丘海明看来，各地的突发事件证明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安防投资高景气可持续，而国际经验也显示安防投入与GDP相关度高，但中国投入比重更大。而从行业的内生需求来说，根本驱动因素在于城镇化和矛盾多发，对安防行业的需求增大。
现实中，各地政府也仍在继续扩张视频监控范围。去年，不少省市都发布了所在地区的视频监控规划。
广东省计划三年内新增96万个一、二类社会治安视频图像采集点，同时还要新建2750个高清治安卡口。
天津市公安局也表示要在全市街头路面规划建设10.5万个高清视频监控点位、900处高清电子卡口。
上海市教委也要求上海高校校园监控系统全面高清化，并列出了时间进度表：至2016年末，全市所有高校全部实现高清摄像机视频监控。
总投资额超过10亿元的贵州省六盘水市“天网”工程项目去年启动，该项目也属于基于高清网络视频监控的平安城市建设工程。
在《安防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这一产业到2015年的总产值将达到5000亿元，其中视频监控系统产值为1100亿元。
风险犹存
当整个行业都在政策红利之下狂飙猛进之时，风险也并非不存在。
海康威视在重庆的遭遇，便是安防行业风险的极端案例。
2010年11月，海康威视大股东中电集团与重庆市政府签署协议，成为重庆社会公共视频信息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总承包商，具体实施则由海康威视负责。
这个庞大的项目覆盖了重庆市公安局、42个区县公安机关、804个派出所。承接项目之初，海康威视测算将新建各类镜头8万个，改造镜头数为1.5万个，系统整合接入能力则按不低于50万个视频监控点建设。整个项目资金预计在50亿元。
合作中，双方采取了这一行业常用的BT模式，也即先由项目公司垫资，结束后再由业主出钱回购。
为此，海康威视先期募集了17.5亿元，其中2亿元在重庆设立子公司，15.5亿元用于项目建设，不足资金则通过银行贷款补充。
随着项目的推进，所需资金额也在上升。2011年10月，海康威视与42个区县分局签署建设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7亿元。
然而，合同签署没多久，重庆公安系统便发生了人事震动，也让这一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
此后，重庆政府对这一项目进行了调整。有媒体报道称，2012年5月后，海康威视与重庆市政府初步达成新的协议：将合同从原来的42个调整为11个，只包括主城区，总价款从77亿元减少为34.5亿元。随后，重庆海康裁员三成。
在重庆事件发生之后，海康威视便不断遭遇减持。第二大股东、副董事长龚虹嘉，机构股东、第三大股东新疆威讯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都曾多次大规模减持。
最近一次大规模减持来自新疆威讯。据海康威视2013年7月5日公告，新疆威讯近期减持1770万股。推算后，套现总额约6.4亿。
重庆事件虽是极端个案，但却也凸显了这一行业对政府的依赖。政策红利能够持续多久，成为悬于这些公司的头顶之剑。
摄像头的背后
“有时候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
文 朱学东
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棱镜门事件震惊了世界，至今仍未淡出我们的视野。
一切都在鹰眼的监控之下，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艺术家的想象力。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加强对反恐情报的收集，通过法律，强化了对个人信息的搜集，也曾引发了舆论的激烈讨论，此次斯诺登事件，因牵涉国家众多，在更大范围内引发了争议。
捍卫个人权利与维护社会安全，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选择困境。
与开放社会捍卫自由面临的两难抉择不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两难选择并不存在。
王朝统治的稳定，是头号大事。对信息的垄断和控制，是专制统治的基石。一切围绕此目标制定的制度和展开的行动，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没有摄像头的时代，王朝更多是通过制度和人力来侦探信息，打击不臣之意，维持统治，无论是保甲连坐制度，还是两厂锦衣卫的特务政治，都不外乎一个目标，通过人力庞大的社会信息监控网络，维护王朝统治。至今余绪犹存。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开放社会中，许多人相信，美好的生活就像一座花园，是可以通过设计、培植和芟夷杂草等活动建立起来，一切都可以计划。在此愿景下，对动荡的恐惧和对安全稳定美丽新世界的渴求，最终压过了自由的呼声。于是，在社会管理中，对那些被视为需要“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对象的一切行为，都有了民意基础和合法性依据。
实现这样的目标，对信息的掌握至关重要。传统的信息采集控制需要通过人力来完成，这一过程多少会面临道德和人性、甚至动物性的干扰和羁绊。
但是，现代科学的发展，监控搜索技术的进步，摄像头开始遍布大街小巷。原有人工信息采集监控的道德和人性特征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摄像头监控技术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是实现“园艺型”理想社会的最有效且最经济的理想工具。更不用说，对于具体主事者而言，摄像头还是一门挣钱的好生意，这是摄像头社会价值之外的副产品。
对于摄像头下世界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思考，我们今天已然明白，摄像头监控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对于现代社会管理者来说，监控摄像技术是一个强烈的让人迷恋的东西，对于强调个人权利的社会成员而言，却是让人反感的东西。不当使用，即如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和《鹰眼》里所讲述的，更有可能成为令人恐惧的力量。
即便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主义传统悠久的国家，即便捍卫个人利益是美国的立国之基，政府在法律框架下为捍卫自由采取的一些行为，仍然难逃对个人利益的侵害，遑论原本并非出于捍卫个人自由而是方便社会管理的初衷而架设的摄像头了。
齐格蒙•鲍曼，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一段话，用在这里非常契合，可谓振聋发聩：
“我们本寄望并信任这些网络能够保护我们免于暴力，并能够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力量。而大屠杀来临时，受害者发现自己是孤零无靠的。他们不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并秩序井然的社会愚弄—他们的安全感成为他们毁灭的一个最有力因素。”
“有时候为捍卫自由而采取的措施，会成为自由最大的敌人。”《鹰眼》最后这句台词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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