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精神病人，中国卫生部门提出的口号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但现实是，无论负责“治”的精神科医生，还是负责“收”的病床，数量都远远不够。
整个社会对于精神病患的歧视、不理解，也向这个庞大的人群树起了藩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人—每13个人中，就有1人是精神障碍患者；每100人中，就有1人是重症精神病人。而目前仅有精神卫生医生1.5万名，床位2万多张，得到有效救助者不足20%。其余患者，大多数或游荡于社会边缘，或被家人用铁链、铁笼锁于一隅。
被锁的精神病患者数量尚难统计，据媒体报道，河北一省被锁者约10万，有业内人士以此数据推算，全国的被锁者恐过百万。如何解锁？谁来解锁？为此，中国的医院—社区一体化重性精神病人管理治疗已探索10年。
10年前，中国借鉴澳大利亚的模式推出“686”项目，旨在打破医院孤岛式的服务模式，扶助重性贫困精神病患者，成效斐然，但需求仍然巨大而急切—曾有非项目区的病患家属起诉政府，要求被纳入救助范围。而江西省在探索政府部门分工协作之后，近期推出全省贫困性重性精神病患者免费治疗，勉力投资推动，但也受制于服务能力而进展缓慢。借由以上探索来反思整个体系，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匮乏的不仅是资金和人才，更有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被锁住的12年
在江西省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病房里，接受免费住院治疗的吴其状态不错。他告诉记者，自己42岁，12年前，因杀人被母亲锁进铁笼，直到上个月才被“解锁”，接入医院。
按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精神卫生项目办公室负责人马弘对记者的标准解释，所谓“解锁”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包括由精神科医生和护士在内的专业团队在关锁现场对患者实施解锁, 将患者接到指定的精神专科医院进行诊断和住院治疗（系统药物治疗,同时配合心理治疗、工娱治疗或改良电休克治疗等综合治疗手段）,患者病情好转或稳定后出院，回到社区继续接受随访、服药、康复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干预措施。吴其正处在这个流程的住院治疗阶段。他说，自己没想过会有走出铁笼的一天。
“事前无人管，事后也无人管。”十年前，中国各地的精神病肇事者境遇普遍如此。
就江西省而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6年，当年江西省发生精神病人杀人、伤害案件百余起。为此，《江西省肇事肇祸精神病人收治管理实施办法》出台，明确了收治管控精神病人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一年后，江西省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比上年分别下降76%和53%。这种明确分工的模式也被全国各地借鉴采用。
在江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梁斌看来，这样的举措，与此前上海的经验颇有渊源—上海的精神障碍救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中国首部有关精神卫生的地方性法规即是2002年在上海出台。
在那个年代，对于肇事的精神病人，家属根本无法承受，要么放任流浪，要么“负责任”地把他锁起来。至今，全国被锁患者数量尚难准确统计。
吴其的母亲就是一位“负责任”的病人家长。虽然无钱给儿子治疗，在众人的压力之下，她还是找人焊了铁笼，和老伴含着泪将儿子锁了进去。“不怕被他打，就怕看不住他。我们没办法啊！他发病时力气大，能掰弯铁柱子，铁笼都换了几个。”
“686”项目全国“解锁”
被锁起来的患者，俨然是“危险分子”。
作为我国慢性病防治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经费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2004年开始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探索构筑医院—社区一体化的服务网络，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全程服务。因为启动首年拨出686万元培训资金，该项目又称“686”项目。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关锁患者实施免费解锁救治。截至2012年，“686”项目已在全国解锁精神病患者2000多例，2012年一年就解锁救治286例。
据“686”项目实施情况统计，被关锁前九成以上的患者危险行为在3级及以上，即患者常出现伤人毁物甚至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项目的实施也见证了不少被锁者的悲惨生活。
比如黑龙江省大庆的一位被锁者，医生找到他的时候，他全身赤裸，被家人用铁链锁在房梁上，地上铺着杂乱的稻草供他大小便，满屋腥臭难闻，房梁已被铁链磨出两厘米深的沟痕。他的家人称，他经常打骂家人和邻居，砸东西，撕衣服，只好长年锁在家里。大庆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686”项目的执行单位，将他接到医院免费治疗，住院65天后，病人病情稳定，生活能够自理，医院又派车将他送回家中，由社区精神病防治人员定期随访，指导用药。
根据“686”项目报告，通过解锁救治，患者社会功能明显改善，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个人生活料理能力和家务劳动能力。生活料理能力差的患者比例，从解锁治疗前的 97.0%下降到 7.5%；家务劳动能力差的患者比例从 97.8%下降到18.8%。简单直白地说，解锁救治后，有的患者不仅可以下地干活，还可以“走出去”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截至2012年，“686”项目覆盖全国1578个区县，覆盖人口8.21亿，登记患者近300万，直接提供免费治疗患者24.9万例，免费住院治疗患者超过4.1万例，项目办的年度总结称其“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专科疾病服务网络”。
目前，项目经费中免费治疗的药费标准从每人每年500元提高到700元，一次性住院补助也从1500元提高到2000元。而这个标准或仍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2007年该项目的总结报告中提到，从实际需求看，比较合理的费用标准是，病情中等程度的病人每年服药费用1305元，住院补助2950元；病情更严重的病人，每年则需要服药费用2222元，住院补助4067元。
每十万人才拥有1.26名精神科医生
梁斌坦承，江西省的总体救治进展较慢—2013年上半年免费救治重性精神病患者6340例，仅完成了全年任务数44000例的14.41%。
在这位卫生系统官员看来，服务能力不足是最大掣肘。“我们100个县有90个县没有精神专科医生。”
以江西的“模范生”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为例，面对过万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该院仅有220个正式编制，大批医护人员只能聘用。800名住院病人，由30多名医生及一些护理人员、护工照料，该院院长表示“资源不足”。
如果放到全国来看，则平均每十万人才拥有1.26名精神科医生，而全球的这一平均数字是3.96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在1亿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此前，2009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人心理健康发展论坛”透露，中国心理疾病患者约有1.7亿人，其中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患者1600万。但算上麻醉师和X光师，精神科医生也不过2万名。若按照《精神卫生法》的严格标准，这个数字还将缩水。
不仅数量严重不足。据悉，不少精神病防治人员在随访中只会问病人三个问题：“有被子吗？”“吃饭没？”“搞事情（发病闹事）没？”然后就没话说了。有的则是问了一上午，把病人问困了也没了解清楚情况。他们的困惑是不知道怎样与患者接触和帮助他们，至于精神卫生法中提到的社区康复机构和指导，更是远景。
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2007年到2012年，分批次选送去香港接受培训的已有174人。而2010年启动的蓝图千人骨干培训师计划，更力图在3~5年内为各省培训出一支骨干讲员队伍，三年来已培训骨干848人次。
谁来解锁
在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讲话稿中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曾传美表示，今年5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精神病患者有获得救治的权利，但也明确了必须尊重患者的救治意愿，保护患者隐私。这给免费救治工作带来了挑战。不是每个病人都如吴其，能顺利得到救助。这一点在经济发达的深圳表现得尤为明显。
深圳康宁医院院长近期在一个内部会议上表示，深圳的精神卫生随访拒访率高达40%。“你明明知道那个病人有病，就在楼上，但是家属就说没事，不让你上楼，你有什么办法呢？”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自愿”原则，医务人员很难处理。在这位院长看来，经济落后的地方也许在随访时发点粮油等物品就可以得到家属配合，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家属不在乎这样的小恩惠，他们有强烈的病耻感，不想被人知道。记者接触的不少精神医生和护士都表示：得了癌症能获得同情，得了精神病却会被歧视。“不止是病人受歧视，我们也受歧视！”
国家卫计委疾控局一位官员在内部研讨会上表示，“686”项目和免费治疗的意义不仅在于救助病人个体，也是在向社会释放一个信号—政府善待这个群体，政府关爱他们。但是做这份工作不仅要面对社会的不理解，还有被攻击甚至被杀害的风险。北京、广东、江苏等地，都发生过精神卫生工作人员被杀的案例。
“许多精神卫生的工作人员在最初两周甚至两个月的培训，都是学习如何克服恐惧。”马弘也曾遇到过病人持刀闯入医院的情况。当她在门诊护士的帮助下把病人安置进病房，把刀扔到办公桌上时，同事们都说她疯了。
“他是病人！我们不管他怎么办？”马弘说。
或鉴于此，《精神卫生法》里已提出要对精神卫生医疗工作者的待遇有所倾斜，但尚未见落实。尤其是随访人员，他们多为兼职的全科医生，专业知识往往不足以掌控风险，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一季度随访一次，其中对3~5级的患者随访技术指导每次45元，一年的报酬不足200元。这个随访频率显然远远不够。病人很难自觉服药。鉴于此，医生们倾向于给病人开长效针剂，经过改良，现行针剂打一针能维持一个月。“但是太贵了，一针几千元，难以推广。”据悉，目前已有制药企业研发能维持3个月药效的药剂，但几番核算成本，仍未见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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