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浙江公布将在5年重点推进1000个以上省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10万亿元。这样的固投目标，对于浙江这样的民营经济大省来说，史无前例。
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面临困境、地方债更是日益加重，浙江也不例外。自8月1日起，一场审计署全国性的针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债务审计工作正式展开。
本报获得的浙江省方面官方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2010年浙江省（含宁波市）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2792亿元、4579亿元和5877.78亿元，年增1000亿元以上。
更突出的问题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性债务普遍都从省一级开始下沉到市县级，市县级债务比例明显提高，就百强县而言，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具体到浙江，则以27个县市高居榜首。
浙江省审计系统相关人士也向本报记者证实，债务已经大量延伸到乡镇一级，“这一轮的审查，我们派了专门的调研组深入到市、县、乡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
多名受访专家向本报表示，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自己都不清楚当地的债务情况，但他们判断规模不会小，基本超过合理的融资范围，“但政府手上有资产，还债能力是有的。”
在这一轮审计署牵头的全国审计中，外界普遍认为中央此番是希望通过审计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再通过合规的渠道加大融资，推进城镇化，“为城镇化服务”，而处于沿海的浙江的城镇化首当其冲。
浙江地方债年增1000亿以上
本报记者获得了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公开的数据，不过有详细数据的仅有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
根据《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全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下称《报告》），2009年浙江省（含宁波市）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579亿元。
官方信息进一步显示，浙江2008年政府性债务余额分别为2792亿元；2010年，浙江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为5877.78亿元，增长率分别为64.01%、28.35%。
然而，关于2011年和2012年等近两年的数据情况，浙江省审计厅、浙江省人大等相关部门都拒绝回应。
本报记者了解到，当地有部门表示领导明确下令，目前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一律不对外宣传，“其实并不是保密，而是确实不掌握这方面数据。”
不过这个数据或“马上就有了”，本报了解到，浙江已下派11个组到11个地市，再抽调下面地市审计系统的人员，正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调查，大约9月底会出数据。
但目前的数据显示，浙江部分地区地方债负债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省会杭州为例，2010年的官方数据显示，杭州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836.84亿元，占87.08%，远高于全国62.62%的总体比例；同时，明确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占81.73%，远高于全国23.8%的水平。
不过，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潘毅刚则指出：“总体来说，杭州毕竟是省会城市，地方融资的合规度比较高，优质资产比较多。”
他提醒说，如今浙江地方债务已经下沉至县、乡、镇一级，尤其是百强县的政府性债务尤为明显。
据不完全统计，百强县中至今已有71个县市通过融资平台发行138只债券，融资总计1483.8亿元。其中浙江省排第二，紧随江苏之后，累计发行40只债券，融资454亿元。
除了城投债，信托是百强县再融资的重要渠道，据媒体统计，百强县中已有33个县市通过信托渠道融资，至少有120个信托项目存续，融资金额超225亿元。
多个百强县因此而闻名，如浙江湖州长兴县，其通过中信信托、中融信托、中投信托等发行信托产品15款，募得资金超24.23亿元，占城投债近70%。
以海宁市为例，该市存续了5只债券，融资62亿元，当地的海宁市资产经营公司，2009年以来四年内发行三次公司债，共募集37亿元。据媒体报道，该公司一年期内到期的非流动性负债从1.88亿元增长至4.2亿元，资产负债率已上升至54.33%。
隐形债务规模难查
接近浙江省审计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土地金贵且近两年受宏观政策影响，杭州、温州的偿债能力变动较大，“现在各个系统都对数据保密，就我所知，数据比较恐怖。”
杭州只是浙江省地方债的缩影，事实上，尽管没有公开资料显示近两年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但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份详细数据或能说明一二。
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09年8月31日，湖州市举借政府性债务的市级部门13个，债务余额为122.44亿元（不包括体制改革遗留债务）
数据显示，2007年、2008年湖州市债务余额分别为73.52亿元、82.34亿元；根据预测，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湖州市债务余额分别为135.51亿元、168.62亿元、202.20亿元、210.75亿元，2012年末债务余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相当。
据此，2008-2012年当地债务余额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1.99%、64.57%、24.43%、19.91%、4.23%，年平均增长率为23.4%。
而湖州市级可支配财力2007年为31.2亿元，预测到2012年可能到达38.3亿元，实际增长22.8%，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2%，债务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可支配财力的增长。
和浙江省层面数据共同的一个趋势是，2009年、2010年的债务上升幅度特别高，原因正如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2008年金融危机时，国家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保经济增长，大量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上马了大量的项目所致。
不过，这不是最紧要的，正如多名财税专家所说，现实中隐性举债大量存在，事实上每个地方政府都在举债，从省到市、县、乡、镇，这让不少业界人士感到担忧。
市、县级通常会通过投融资公司来实现，但乡镇一级“举债手段更隐蔽”，“比如乡镇集资办学校，通过后期收费来还债，但是停止收费后形成的债务，最后还是政府兜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金珊指出。
而事实上，这些债务并不在官方的地方政府债务的统计范围内，都是隐性债务。
尽管指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浙江省审计厅厅长陈荣高曾指出，审计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部分地方债务管理制度执行不够到位，融资平台公司运营困难；违规担保和违规取得债务资金等方面。
根据官方数据，浙江省承担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759家，其中有609家2010年度亏损或无利润。截至2010年末，政府债务中向个人集资和其他单位借款8.59亿元。
这点债务对浙江而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隐性债务有多少，政府都不清楚。”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健指出。
新一轮投资冲动：地方债不能承受之重？
债务不断增长的同时，地方投资驱动却丝毫不减热情。
在十八大报告将“新型城镇化”明确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后，各界显然达成共识，城镇化将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成为带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
就浙江而言，早在2012年底省发改委就公布了2013年的投资目标：全社会投资总量突破2万亿元。
为此，浙江省专门成立了由省领导任组长的“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推进协调小组”，同时要求建立省、市、县（市、区）领导联系“411”省重大项目的制度。
这一计划一公布，旋即引发各地强烈的投资冲动。在金华永康，当地有8个项目被列入“411”重大项目，总投资额为162.49亿元，2013年计划投资20.43亿元。
潘毅刚表示，随着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政府债务融资会越发扩大，政府负债率上升是必然，“依托基础设施大规模更新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
就现有手段而言，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增长、引入民间资本、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收益的不断增值、各方面的政策支持与银行间的金融拆借等手段。
尤受地方政府和专家推崇的是，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进入政府性投资领域，促进政府投资项目融资方式的多样化。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强调，逐渐用分散化的投资增量来冲稀原来相对固化、有很大风险的存量负债，这将比政府直接融资的风险小得多。
眼下在浙江温州、义乌等地，已有相关实践。
以温州130多公里的市域S1线为例，当地通过成立公司一个月向社会募集15亿资金，主要是个人投入，收益率6%，一年后可退出，“但失败之处在于没有民营企业、机构的参与。”潘毅刚指出。
湖州市委一常委告诉本报记者，中央政府重点投入扶持的项目，尽管首先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但非常有限。
他也认为，对于能够产生现金流回报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都应该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大量进入。
上述湖州市委常委担忧的是，大量的地方债，不是投资在基础设施方面，而是进入了投在房地产资本运营等投资性行业。
地方进入还债高峰期：债务风险加大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的同时却面临着另外一个窘境：以前借的地方债现在进入还款高峰期。
各地大量的地方债也需要资金填入，截至去年年底，银行贷款占地方政府债务的78%。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信息显示，约有53%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
2011年，审计署审计了1979年以来到2010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截至2010年底，中国政府性债务已达到10.72万亿元，其中约有11.37%需要在2013年偿还，合计1.2万亿元。
浙江省2013年财政预算报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债务进入还贷高峰期，一些市县财政资金调度的压力较大。”
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持统计，2010年浙江省银行贷款占比高达85%，而通过发行债券、上级财政转贷等途径筹措的资金非常有限。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相关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强调，由于银行贷款是浙江省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的主要方式，其成本较高，且易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在国家采取紧缩政策时，债务风险就会加大。”
由于进入还款高峰期，债务风险大增，不仅如此，目前的融资平台状况混乱，“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踩红线，还有些甚至就是违法。”这也直接导致风险加大。
前几年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整体经济高速增长，风险没有爆发出来，但是随着这轮财政收入锐减，经济下滑，风险逐渐显现。
6月27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曾强调目前地方债存在个别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资不抵债、违规融资变相集资等问题。
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董事长张克表示，他最初不觉得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券有什么问题，但进行了解后发现，较小的城镇借助投资实体发行债券是轻松的融资渠道，风险有不断加大的趋势。
尤其是在此集中兑付期，恰遇经济下行的大环境。
上半年各地的财政数据显示，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受营改增、审批权取消、中央转移支付压缩等影响，各省可支配的资金减少，而地方民生支出只增不减，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剧。
以浙江为例，今年将要新增支出200多亿元，安徽、青海、江西等地财政支出均出现加码。
此外，各地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金成为还款的主要来源。以2010年为例，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债务5877亿元，而当年浙江土地金是4016.3亿元。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延续下，土地出让收入受限或将导致政府偿债能力下降，“外加国家对BOT也正在规范中，最可控的方式还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潘毅刚指出，如今有不少地区希望建设类似温州的八大融资平台。
“除了个别百强县，现在地方财政都捉襟见肘，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后，对地方融资形成巨大冲击。”上述接近浙江省审计厅人士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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