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太多了吗？》的作者之一，梁建章对日韩、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对比研究后认为，中国早在2000年就应该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甚至全面放开。
他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由于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新的挑战，因此年龄结构老化的国家社会活力将有所下降，“这对国家经济或生产效率和财富的产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梁建章的一个身份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出版著作批判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者。
事实上，梁建章还有一个身份：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这样的身份让梁建章拥有了一个更为特别的研究视角来推动中国生育政策的改革。
生育政策应尽快调整
《21世纪》：你一直在呼吁希望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你为什么认为中国亟待放开生育政策？
梁建章：其实任何国家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都应该放开生育政策，如此来看中国早在2000年就应该放开生育政策。虽然那时候中国的生育率还是1.8，但实际上这一数据是被高估的，那时候生育率其实已经降到1.4、1.5左右了。
与我们相邻的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做出政策调整了，他们也都经历了从鼓励少生到鼓励多生的过程。因此，有人担心政策放开后补偿生育带来的反弹，我们是可以参照同类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的。
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如果全面放开计划生育，短期内的确可能有补偿生育的反弹，但是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反弹到更替水平，而反弹之后就会回到与中国目前经济水平相匹配的自然的低生育水平了。
按照我的测算，在反弹短期中国生育率可能会达到1.8、1.9，而随着育龄人口的减少，生育率还会回到1.5。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更高，受教育的水平更高、抚养小孩的成本也更高，因此如果中国要达到同样的城市化水平，生育率可能比这个数字更低。
年龄结构老化影响创新活力
《21世纪》：有学者指出要提高人口质量而不是人口数量。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梁建章：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关键是创新。我对社会创新活力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做过研究发现，年龄结构老化的国家社会创新活力会下降。尤其在高新技术领域，新企业的诞生或者原来的企业开拓新的项目都需要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想法和新挑战。
我们对创业行为的研究发现，30岁是创业的黄金年龄，40岁后学习新知识和承受不确定因素的意愿都会下降。这并不是说四五十岁的人能力比年轻人差，而是年轻人更容易尝试革命性的技术和理念。同时，如果企业里面都是四五十岁的人，趋于保守，年轻人掌握的社会资源和历练也会变少，从而影响创新项目的开展。
其实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日本在电子领域上的创新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也缺乏新的公司出现，这与其人口结构老龄化很有关系。越是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创业和创新的活力就越旺盛，这对国家经济、生产效率和财富的产生都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产业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随着参与决策的人的年龄结构老化，也会趋于保守，因为他们不愿意影响老的既得利益的企业或者个人。
《21世纪》：像芬兰这样的北欧国家创新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也是非常低，你如何看到这一现象？
梁建章：首先目前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比南欧国家要高，另外像芬兰这样国家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可以培育不错的企业。有人说中国也可以通过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但是其实教育的投入最终是人的投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必然会出现一批最好的学校、吸引更好的师资，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大、资源多。但有的时候人才也靠天分，更大的人群选出来的人才从概率上还是优于小人群的人才。
中国目前政策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归结到规模效应，中国的市场更大，也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去尝试新事物，也就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到中国，从而创新速度和投资速度也就加快了。中国如果能够保持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规模，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但如果人口减少，人口老化，愿意尝试新东西的人减少，出现“天才”的可能性也会减少，创新的活力也会随之降低。
提高生育率并不易
《21世纪》：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需要有哪些政策改变？
梁建章：首先要把目前政策对生育的限制取消。其实我们也能看到目前生育政策有些变化，但是只开放二胎其实不会有太大作用，因为目前的意愿生育率比较低。只有国家充分意识到低生育率的负面效应，才会动用很大的财力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看国际经验，鼓励生育并不容易，能够通过鼓励政策提高生育率的情况也并不多，唯一能够做到的是俄罗斯，因为给出了比较高的经济补偿。
如果生育政策能够放开，中国的生育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均衡的反弹，但由于目前大城市的住房、教育等成本非常高，也不会出现很快的增长。而由于农村现行政策已经较为宽松，因此也不会有非常快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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