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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年仅15岁的李某某因开宝马打人，被收容教养一年，也因此在今年强奸案发后，即使他已改名，但很快被曝光并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媒体在报道案情时直呼其名，虽然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所禁止的。 |
“子墨”的身份——“不想让家里知道”
李某某不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在一年零五个月前，他因打人被收容教养一年。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此事曾被媒体广泛报道。
李某某也因此再一次被舆论聚焦，案件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但被害人杨女士一直没有公开露面。与张扬的律师们相反，作为一场“舆论战”的主角之一，她从未面对过媒体，甚至没有上过法庭。据其律师田参军叙述，开庭前一周，杨女士突然昏迷住院。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田参军称杨女士因“精神状态不好住院”而“没有办法出庭”。
梦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则坚持认为：杨女士是因为向警方撒了谎，心虚不敢面对法庭。
据媒体新近报道，杨女士谅解了三名认罪的被告人，并从对方家人处各自获得了15万元的赔偿。田参军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杨女士与部分被告人在法院主持下“和解”，但表示不清楚具体的赔偿数额。他认为，这将会对部分被告人的量刑起到“不小”的影响。
“（强奸案的被害人）出庭的是少数，不出庭的是多数。”田参军说。而夜半酒吧副总经理丁文宇则替杨女士解释说，她不想继被李某某等人在肉体上强奸之后，再在法庭上被律师们在“精神上”强奸。
杨女士的身份始终是舆论争议的焦点。南方周末记者查证，杨是以一家广告公司“行政秘书”的身份报案。陪同她报案的张伟在单独接受警方询问时，描述杨为一个到酒吧消费的普通客人：“她说她是一个学生”，“几个月前来我们酒吧跳舞时我认识她的”。
警方后来查明，23岁的杨女士共有三个身份，并分别对应三个名字：“行政秘书”是其中之一；她的确在北京一家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学习；而与这起案件有密切关联的，是她的第三个身份——Global夜半酒吧（以下简称“夜半酒吧”）“驻场兼职”。
根据夜半酒吧另一名陪酒小姐对警方的解释，“驻场兼职”指的是她和杨在酒吧从事的特殊职业，工作内容是陪客人唱歌、喝酒，以促进客人在酒吧的消费。一般陪一次会从客人处得到300元的小费。夜半酒吧共有七八个这样的“驻场兼职”。在酒吧上班期间，她们需换上专门的服装，各自取有别名。杨的别名是“子墨”。
杨女士向警方承认她“驻场兼职”的身份，是在报案半个多月后的一次警方问话中。在此之前的警方问话中，她曾断然否认。杨对之前的否认解释说：“我之前觉得这也是个敏感话题，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在做驻场兼职，更不想因为我的事情牵扯别人，所以我就没有说。”
在报案时，杨突出了一个细节：被强奸前她是处女。她多次跟警方强调这一点：“流血了，应该是留在床单上了。”“我跟他们（李某某等）说我是处女还是第一次，他们都不相信觉得很可笑，嘲笑我。”
一份2月18日开出的医疗证明似乎也支持她的说法。上面写有“处女膜7点处可见破溃”、“22小时前为首次性生活”。
而被告人大魏接受警方讯问时否认杨是处女。杨声称被强奸所在地的酒店服务员则作证，没有在事发房间床单上发现血迹。
警方后来调查为杨女士开证明的医生后得知，“处女膜破溃”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初次性交时造成，“22小时前为首次性生活”为杨女士本人口述。而这份证明里同时还写有“外阴已婚”、“宫颈轻（度）糜（烂）”等字样，这些妇科专业术语通常表明当事人有正常性生活。
在后来的一次警方问话中，杨承认她在处女问题上撒了谎。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家里比较保守，我不想让家里知道我的事情”。另外，“我怕李某某家里的势力给他减刑，我想通过说自己是处女，让公安、法院重视，给予李某某等人严惩”。
田参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杨女士第一次见面时也跟他说是处女。“我当时很震惊，当时也是相信了她。”
金鼎轩——“张伟去我就去”
夜半酒吧的聚会结束时，已经是2月17日凌晨3点半左右。小伙伴们觉得饿了，有人提议去位于世纪金源大厦的“金鼎轩”吃饭。
领班张伟也在陪杨女士换了衣服之后，跟着上了大魏的越野车。
对于张伟与杨女士为何也去“金鼎轩”吃饭一事，双方各执一词。
李某某在被警方初次问话时的说法是：“张伟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女的说张伟去哪她就去哪，她也和我们一起走了。”这一说法得到其他被分开审问的被告人的印证。
作为本案的一名重要证人，李斌的说法则更为具体：“那名女子喝多了，在包房沙发上瞎闹，撒酒疯呢。李某某想直接把这女的背走，张伟拦住了，说不合适。后来张伟表示要把那女的扶出去，然后一起吃饭。”
而张伟2月19日报案时的说法是：我不知道是谁叫杨女士一起去的。
两天之后，张伟修正了自己的证词，他对警方这样说：“我问杨女士愿不愿意去，杨说我要是不去她就不去，我要去她就去。我说我去，她也就同意一起去吃饭。”
这一说法与杨女士的证词基本符合：“（李某某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吃饭，）我不去，后来张伟说要陪我去，然后我就被好几个人拉着上车走了。”
夜半酒吧的监控录像显示，似有醉态的杨女士右边搂着身着黑衣的酒吧领班张伟，左侧则被李某某扶着，一起走出酒吧。
在金鼎轩饭店却爆发一场意料之外的冲突。
按照李某某的说法，“因为邻桌一个男的总看我们，我们就和他们吵起来，后来动起手来”。
除了李斌、张伟和年龄最小的小魏，其他4人均参与了这次打斗，他们应该没有吃亏，但在发现对方在打电话叫人后，“我们便跑了”。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大魏的说法，本来没想带那个女孩，但是她自己跟着，“直接上了我的车”。李斌说，张、杨二人开始曾试图上李某某的白色奔驰车，李某某摇下车窗，“你俩滚”，自己开车往家走。
李某某家曾组织过一场有12名刑法学者和律师参加的专家论证会，会上对于杨女士是否醉酒作了专门分析。会议论证认为，杨女士在2月17日凌晨数小时时间内，在她以为没有监控录像的地方，表现得“完全正常”，而在一些她认为有录像的地方，则出现了“突然间断性的醉酒状态”。
该说法的依据是：“在凌晨三点多从酒吧房间出来时，杨是被酒吧值班经理张某（张伟）架着出来的，步态呈现极为明显的醉酒态，甚至整个身体都呈现出明显的醉酒状态。没有张架着就无法行走的状态。”
“但是，仅仅十分钟之后（原文如此。据《21世纪经济报道》，监控录像显示李某某等从离开酒吧到出现在金鼎轩大约用了40分钟），在夜宵饭馆等待进餐时，杨的醉酒状态就不翼而飞。首先，她的运动协调能力很正常，她可以非常自如、快速地从坐位到站位，她可以穿着高跟鞋自如地出入饭馆，她可以精准地进行手指的运动，比如整理手包、整理头发。最重要的是，她对外界事物的反应非常敏捷，当李某某等人在她面前与他人发生争执时，她的眼睛可以极快极准确地追踪甩出的椅子。”
“然而，当杨要进开房的酒店电梯时，却再一次出现不符合规律的醉酒状态。而事实上在夜宵店并没有吃任何东西，也没有再次喝酒。但是，当从房间出来，再次进入电梯时，一切又恢复为常态。”
监控录像显示，在金鼎轩期间，杨女士曾起身自行离开。6分钟后返回，后经警方了解，她是去旁边的肯德基上洗手间。
在对检方提供的全部监控视频进行分析后，李某某家组织的专家论证会认为：“两次醉酒状态，都有明显的伪装事实，不符合酩酊状态无法控制自己的情况。她（杨女士）其实是一直清醒的。”
根据相关人等对警方的陈述，涉案各方公认的是：杨在当天夜里喝了不少酒。但是到底喝到什么程度、有没有醉、意识是否丧失，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成为该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地下车库——“反正都谈好了”
分乘三辆车离开金鼎轩后，李某某和朋友们按电话约定在李家所住的人济山庄地下车库碰头。此时已经大约是凌晨五点钟。
尚未从刚才打架的兴奋中恢复过来的李某某，发现张伟和杨女士也跟着来了。
“我们一下车都傻了，她（杨女士）怎么还在车上呢？”李斌在一份证词中说。
在人济山庄，张伟与杨女士分手。在田参军看来，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张伟走了，把杨女士和另外几个男人放一块，这个性质就发生变化了。”
田参军认为，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想走，李某某让她走，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如果想走他们不让她走，非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
关于张伟如何离开人济山庄地下车库，成为本案中又一个“罗生门”。
大魏在一份供述中称：“（在地下车库）张伟对杨女士说，你好好配合他们，有事明天跟我说，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但张伟对此否认。他在2月19日报案时以证人身份接受警方询问时说：“（在地下车库）我本来打算送杨女士回去，因为我看见杨蹲在地上抱着头像是酒劲上来了，后来李某某说待会他们送杨女士回去，李斌又说他顺路能送我回去，我就没管那么多就跟着李斌的车走了。我走的时候没跟杨女士说。”
但张伟的说法有相互矛盾之处。在后来回应梦鸽控告其“组织介绍卖淫”及“敲诈勒索”的一份“自述”中，张伟又说：“（在离开人济山庄前，）我给杨女士打了招呼说我要走了，并且我给李某某也打了招呼，让他送杨女士回去。”
而李斌在接受李某某律师调查时作证说：在人济山庄的地下车库，张伟和杨女士站着谈了有一分多钟。
李斌对警方提到一点：“（在开车拉张伟离开人济山庄的路上）张伟跟我说让我提醒李某某要给那个女孩钱，我问给多少。张伟说1000到2000就行”，“张伟曾问李某某家是干什么的。我说他家挺牛的，比我家牛。”
在电话中与南方周末记者谈及当晚离开酒吧之后发生的事情时，张伟显得非常敏感。他表示他早在4月份就离开了夜半酒吧，但接受采访须问酒吧“丁总”（夜半酒吧副总经理丁文宇），“有什么事都得问丁总”。
最终他拒绝接受采访：“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张伟说，“怎么说呢，越描越黑是不是？”
因为当天要送妹妹到天津，李斌没有参加小伙伴们后面的“活动”。而李某某则被认为“倒霉”。按李某某对警方的叙述，他本想从车库直接回家，但大魏劝他一起去玩，大魏的理由是：“反正都跟张伟谈好了。”
对于地下车库里发生的事情，杨女士似乎没有记忆。在报案时她的说法是：“上车之后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他们把我拉到了哪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还在车上，车还在开着，可是我身边的张伟已经不见了……我问坐在我左边的那个穿黑色外套和灰色阿迪运动裤的人（指李某某）张伟在哪，他说你不用管张伟在哪儿，今天晚上你就是我们的。”
杨女士后来跟警方解释说，当时她并不是完全失去意识，但有点“断片”，“都是片段性的记忆”。
在后来的询问中，警察问她：你有印象去过一个地下车库吗？“没有”，她肯定地回答。“你知道张伟什么时候走的吗？”“不知道。”
奥迪车上——“你和这女的说明白了吗”
张伟离开人济山庄后的事情，当事人的证词开始相互矛盾、物证与口供也存在冲突。
根据杨女士对警方的描述，发现张伟不见了之后，“（在车上）我不停地央求他们放了我，他们不同意。于是我就用脚踹了司机，之后和我一起坐在后排的三个人就开始用拳头打我”。
关于是否在车上打了杨，李某某的几份供词说法不一。其中在第一份供词中说：“（杨女士）在车上一直嚷嚷要找张伟，还一个劲的用脚乱踢，我们怕她影响大魏开车，我和张某某、王继三人就上前制止她，不让她乱蹬。”
“在车上是否打了？”警方问，李回答，“没有打她。只是用手捂着她的嘴，还按着她不让她瞎折腾。”
“她是否愿意与你们一起走？”“她也没有表示不愿意，只是一个劲地折腾，要下车去找张伟。”
根据李某某的说法，因为杨女士一直在车上闹，他还曾给张伟打过电话，但没打通。过了一会，张伟给他回电话，“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啊，你和这个女的说明白了吗？张伟说：你就和那个女孩说，就说是我让她听你们的话，有什么事让她明天来找我。我把张伟的意思和那个女的说了，她就不像刚才那么折腾了。”
在“自述”中，张伟则承认离开车库后给李某某打过电话，但称内容并未涉及杨女士，“完全出于照顾顾客的心理，问了问他今天是否玩得愉快，砸瓶子是因为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之类的问题”。
在后来的一份口供中，李某某又改变了说法：“我和张某某、王继先是摁着她，但是她还在喊，后我们三个人就抽了她好几个嘴巴，后来她就不喊了。”
张某某亦在一份口供笔录中称“李某某用手抽了那女的”。
在8月28日庭审时，大魏当庭作出对李某某的不利证词，他说李某某在车上打了杨女士几个嘴巴。梦鸽当即提出异议，认为大魏的话不符合逻辑，他当时在开车，不可能看到后座的李某某打人，质疑大魏是被其律师李在珂误导和教唆才这么说。
在此之前，律师李在珂曾跟梦鸽提出希望能为李某某辩护，“为将来当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加分”，在与梦鸽生隙之后，他在发给李某某代理律师陈枢的短信中曾表示要“调整一下我在这场官司的辩护策略”，“我想看看你们笑过之后是如何哭的”。
李在珂颇为自得的一个观点是：本案是由一起卖淫嫖娼的普通治安案件转化而成的强奸犯罪案件，随着同伴打向被害人杨某的第一个耳光，案件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
然而，李某某律师陈枢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在李某某案中，双方“互动”持续的时间将近8小时。对于本案不能只进行零散、局部的事实情节分析，而要系统全面地归纳剖析整个过程，进而确定案件性质及法律责任。
陈枢认为，杨女士在车内的反常行为只是表面上的“撒酒疯”，而不是真正拒绝性交易。他提出的一个佐证是，监控录像显示，在到达事发地湖北宾馆之前，李某某等人曾到另一家宾馆开房，车在宾馆路边停留半小时左右，当时已是早晨5点多钟，车旁有路过行人，五名被告人也全部离开了越野车，但杨女士并未呼救，也未逃跑。
陈枢由此认为，杨女士在完全可以逃跑的情况下，仍旧坐在陌生男人的车里不下车，证明其之前即使与李某某等人真的发生冲突，也与拒绝性交易无关。她坐在车里等待开房本身，证明与李某某等人发生性关系是其自愿的。
杨女士在相关陈述中则回避了五人曾全部下车这一细节。按她在几份询问笔录中的说法，在到湖北大厦之前，被告人一直在车上跟她在一起，并且殴打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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