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退了就要休 不管事少说话支持中央

　　原标题：领导人著作的出版之道

　　领导人著作中既有工作文稿、讲话实录，也有日记、回忆录，其中也不乏文艺专著这样的作品。虽然题材多样，但是无不成为畅销图书

　　“退休了就是一个普通老人，退了就要休，不管事，少说话，支持中央，教育儿孙，安度晚年。”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如此描述他的退休生活。

　　人们常常好奇，这些退休以后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眼中的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领导人著书立说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就不难理解了。

　　领导人著作中既有工作文稿、讲话实录，也有日记、回忆录，其中也不乏文艺专著这样的作品。虽然题材多样，但是无不成为畅销图书，因为这是领导人最接近普通读者的时候。书中既有他们工作时不为人知的所想、所感，也有退休后的生活常态，甚至还能读到哪位领导人爱篆刻、哪位领导人爱京剧、哪位领导人被太太罚睡沙发的趣闻轶事。

　　正如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对法治周末记者所说的，领导人出书本身就是新闻。

　　领导人出书是惯例

　　今年8月12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向全国发行。这本收录了他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市工作、主政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等内容的著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朱镕基先后出版的《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成为当时政经类畅销书，销量都超过了100万册。这次人民出版社也信心十足，《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的首印就在110万册，而这本书也确实不负众望，半个月已经创造了60万的销量。

　　同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一书，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5万册。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也已经成为了惯例，甚至是他们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大鹏表示，在西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回忆录把外人视作“黑箱”的政治掀开了一角，让人们可以一窥内幕。而奥巴马则在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的时候，就与出版社签订了卸任后出版回忆录的合同。

　　2010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回忆录《抉择时刻》上市，书中爆了不少猛料授权中情局使用水刑虐囚、下令击落“9?11”被劫持的客机、计划换掉副总统切尼，制定打击伊朗的计划等内幕。除了讲述外国领导人从政经历、自己的理论观念，对当时国际事务的看法的图书，一些外国政要也不吝于将自己的私人生活记录在书中。

　　不同于外国政要出书一定要有吸引眼球的内幕，中国领导人出书则很少涉及个人生活。王大鹏认为这是因为西方领导人卸任以后，在出书的内容方面并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在中国，这些人依然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在著作的内容题材上也是限制颇多。

　　已经有近十年领导人著作出版经验的张振明介绍说，国内的领导人出书更多的是以工作文稿为主的集子，有综合性著作、专题性著作，还有回忆随笔类著作，此外还包括重大政策的回顾和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体裁形式多样，包括文集、回忆录、笔随、日记、答问录等。

　　以领导人名字加“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

　　虽然也有冠以领导人名字出的书，例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选集》、《陈云文选》等。但是在王大鹏看来这些书籍既是领导人的文集，也是政策汇编，因为在当代中国，除了正式文件之外，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是重要的政策渊源。

　　因此，这一类文集更多的是党和国家的文件、政策的汇编，即使以领导人个人名义出版，也不是领导人个人就能决定的，而是要中央集体审核后才能正式出版的。

　　人民出版社也因为积累了大量出版领导人著作的经验，一度成为领导人著作的关联词。

　　领导人出书保密工作需做好

　　走进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的办公室，厚厚的书稿堆满了他面前的办公桌。因为两位新近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著作即将出版发行，他的工作也就更加的繁忙和紧张。

　　疲倦的张振明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说道：“只要有领导人的书来，我们都当成政治急件，不仅我们编辑部，整个人民出版社可能在某一时间段里都会围绕这个主题。”

　　张振明所在的政治编辑一部是去年5月人民出版社机构调整时设立的。它之前的名字叫政治编辑室，这个部门从人民出版社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人民出版社社内机构调整后，政治编辑室分为政治编辑一部和二部，原来由政治编辑室负责的业务也分成两部分：一部负责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著作出版；二部负责党史、党建类的图书出版。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陈亚明介绍称，人民出版社为《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专门成立了项目组，成员包括了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为严格确保图书的质量，项目组之下又下设4个小组，分别是文字编辑加工的编辑组、印制组、宣传推广组以及发行组。这4个小组的设立环环相扣，确保了国家领导人的书籍进入出版和发行程序后的良好运行。

　　这些厚厚的书稿不知道要经过几道程序和几遍审阅才能与读者见面，因为对于这些贴着领导人标签的图书来说，首要要求便是“零差错”。

　　2011年出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短短大半年里，就曾经历了十几轮编辑、二十几轮校对。

　　与一般的图书相比，领导人著作的文稿必须经过大量的送审、修改和调整，但是高效率的要求下，一切流程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看到记者进来，张振明顺手将几张白纸放在了他正在阅读的书稿之上，对于这个承担着出版领导人著作的部门，零差错之外，保密工作也不容忽视。

　　从去年5月到今年8月初新书出版之前，《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人民出版社运作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但是新书上市之前，这本全社参与的重点项目却没有走漏半点消息。领导人著作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发的中央文件一样，都会纳入机密文稿处理程序，编辑进行书稿编辑时都必须使用专用电脑，绝对不允许把书稿随便带回家编辑。

　　张振明说：“领导人的书稿在出版前都属于机密件。除非接到通知，可以纳入最后的宣传安排，否则我们都不得提前透露任何消息。”这些文稿甚至不能随便复印、打印、拷贝，排版用的电脑、整个交接手续都是按机密件来管理，跟一般图书并不在一起。

　　领导人出书不仅前期保密功夫要好，在宣传上也不可能使用惯常的读者见面会、记者招待会的方式。出版社通常会举办座谈会、专题活动来进行重点宣传。虽然有很多媒体和读者想要一睹前领导人的风采，但是也只有李岚清曾接受过采访。“他是做自己喜爱的，艺术类的东西，他觉得可以跟民众去沟通。”张振明坦言，现在大部分领导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他们觉得该表达的都在书里表达出来了。

　　领导人著作市场大，出版社很低调

　　在这些领导人保持低调的同时，出版社对于出版领导人著作的问题也多是“沉默”应对。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199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对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加强管理的规定》，只有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等少数几家出版社才有资格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出版物。

　　虽然已经有江泽民、李鹏、李岚清、李瑞环、吴官正等多位领导人出书，但领导人的书数量还是很少，因此不管出什么题材的书，大家还是很关注。张振明介绍说，一般的学术书籍5000册起印已经算是不错了，但领导人出书，首印数很多都在5万册以上，所以很多出版社也希望能拿到出版权。

　　领导人出书反响热烈，各家出版社自然也都愿意主动请缨。

　　人民出版社就常常采用主动沟通的方式。张振明说，常委退下来以后，在出书上就比较自由，按照一定的工作节奏，我们就会主动跟他们取得联系，有些领导人自己也有这种意愿，双方就正好一拍即合。

　　虽然是以出版国家领导人著作为宗旨，但是有特色的省部级干部的出书，人民出版社也会关注。开创了由国企掌门人转任政府“封疆大吏”先例的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就是他们认为有个人特色的省部级干部。2012年9月，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行知天涯：卫留成海南言论录》一书。

　　其他出版社自然也不会放弃这块出版市场。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得知李瑞环正在编辑一套哲学方面的著作，便向李瑞环表达了出版愿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哲学书籍出版力量一直非常强，于是李瑞环退休后的第一部著作《学哲学用哲学》最终选在人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至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经承接了李瑞环、李铁映、成思危、陈锦华、梁衡、叶小文、陈健、吴建民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书稿出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所以能获得《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的出版权，就是源于在全国英语教学研讨会上跟李岚清的直接邀约。

　　而与个人专业相关的领导人著作也更多的选择跟相关专业领域的权威出版社合作。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书，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则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

　　但是除了人民出版社会公开地称自己是以给领导人出书为特色外，其他为高级领导干部出书的出版社都显得格外低调。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市场部刘渝表示：“我们的很多作者有政治职务，但是，首先他是一个作者。”尽管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不少领导干部出了书，但是从宣传来说，并没有形成一条专门的产品线。

　　主抓政治读物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拒绝接受一切媒体采访。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给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出书，是因为工作作风好、信用好，用心为他们服务。

　　新华出版社总编辑室则表示，没有作者的同意，该出版社不会透露与出版相关的任何信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则称，他们更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不会特别为领导干部出书。

　　领导人出书需通过严格审核

　　如果在领导人著作面市之前，保密二字首当其冲，那么领导人著作想要出版，通过严格的审核便是不可避免的前提。

　　根据1997年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的一项规定，出版反映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严格执行专题申报、审批制度：“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所属出版社，须将选题和稿件报主管部门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报送新闻出版署审批；新闻出版署在审批过程中，必要时可视不同情况，分别送中央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核。凡出版反映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的图书，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才能出版。”

　　据张振明介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出书，有一个特别的立项程序。按照立项规定，一般存在两种方式：一是领导人本人跟中央立项，一是正常的报批手续。按照惯例，如果工作文稿的整理量比较大，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的话，文稿小组的成立，一般亦会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

　　工作小组的成员则是由以前工作过的部门和地方抽调工作人员，包括原来的秘书甚至出版社的编辑也会从最初就参与进来，组成一个工作班子，来系统整理他们的文稿。

　　在工作小组进行整理、编辑的过程中，不仅标准高，要求也是极严。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曾经透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在编辑过程中，由他和《人民日报》原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等人组成的四人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也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出版社编辑完毕的领导人书稿首先会被送至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新闻出版总署)，然后总局视情况把书稿报中央办公厅或交由各职能部门审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都是经常需要送审的部门。张振明说，具体由哪些部门审阅则根据书中涉及的内容来定。

　　有报道称，《李岚清教育访谈录》初稿完成之后，采编小组征求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而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的初稿完成后，工作组分别送给30个机构审定，包括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发改委、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国家民委、统战部、中宣部等机构。

　　张振明表示，送审的目的主要是两个，一是解密问题，即某些未解密文件不适合公开出版。另一种则是审查在内容上是不是一些政治敏感的内容，不适宜公开。

　　他记得，2012年出版的《乔石谈民主与法制》，涉及到乔石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时候的一些工作文稿，有一块是国家安全的部分，就属于涉密内容。因为相关部门认为不适宜公开出版，所以关于国家安全的好几篇稿子就没有出现在书中。

　　但是随着领导人出书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个人风格，与原工作无关的个人作品越来越多，像李岚清谈艺术、音乐，吴官正的个人随笔、文艺作品等，不涉及国家职能部门的审核，出版程序也更简洁一些，而这些作品也正是读者所期待的，希望从书里读到对自身有用的东西。

　　张振明也希望有更多贴近普通读者阅读需求的领导人著作出版，但他认为近期这种类似于西方政要著作的作品还不会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