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济”与“防”
“只有对引起癌症的慢性感染、吸烟、环境污染等进行全面预防,才有可能逆转癌症高发之势。这才是破解癌症社会负担的根本之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冉燃
在50岁这年,高俊山领教到生活狰狞残酷的一面——他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并发生肺转移。
高俊山是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一大队村民。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的父亲还需奉养,儿女尚未成家,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是他摊上这个“缺德病”。
高俊山觉得自己一家要被这个“缺德病”压垮了:“为了治病,我已经掏空家底,现在还欠着4万元外债,而且以后每个月的化疗就要1万多元,这笔钱从哪里来?”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高俊山所患的膀胱癌,其发病率位居全国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9位。这种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呈上升势头。
高俊山的主管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王子平告诉本刊记者,对转移性膀胱癌患者而言,全身化疗是目前能够延长其生命的主要治疗方法。
而高俊山遭遇的灾难,正越来越多地降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说,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12万例,因癌症死亡约200万例。这意味着,全国每分钟可能就有6人被诊断患有癌症、4人死于癌症。
当越来越多的生命不得不跟治疗费用对峙,当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前行之时,人们会追问:社会能够为“又病又穷”的高俊山们提供哪些帮助?如果哪一天这样的情形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不会跟他一样感到无助?
癌症负担
高俊山是2012年2月因小便出血才下决心去潞河医院看病的。在潞河医院,他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
直至目前,膀胱癌仍是我国最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
与膀胱癌一道,包括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等在内的癌症发病率正呈持续上升和年轻化趋势。
陈万青援引北京、天津、上海等11个肿瘤登记处自1988年至2007年的癌症登记数据说,我国居民的部分癌症发病率总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不同年龄段癌症发病的构成比呈现前移趋势,“这表明中国部分癌症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进一步预测,201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约298万人;到2020年,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数将激增至约388万人。
事实上,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在全球仍属中等偏低水平,令人忧虑的则是中国癌症的死亡率不断走高,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根据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展的三次全国性死因回顾调查,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约70万,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已经大致为120万,到本世纪初的2004~2005年,我国平均每年死于癌症的人口再度攀升至约170万。
《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显示,自2003年以来,癌症连续在城市居民死因中位居首位,在农村居民死因中居前三位。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估计,中国恶性肿瘤世界人口标化发病率(181.0/10万)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181.8/10万),但人口标化死亡率(124.6/10万)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6.2/10万)17%左右。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着“穷癌”(发展中国家癌谱)与“富癌”(发达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控癌形势十分棘手。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综合三次全国性死因回顾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到,一方面,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消化道肿瘤在我国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居民中高发的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亦呈明显上升趋势。
癌症发病率、死亡率的不断升高,给中国造成的疾病负担十分惊人。
陈万青说,根据1993年第一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中国疾病的经济负担为3203亿元,占当年GDP的9.3%,到2003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10.3%。其中,癌症的直接经济负担为284.5亿元,间接经济负担为583.99亿元。“这意味着,癌症以868.49亿元的总数在疾病的经济负担中位居首位。”
显然,癌症“高发病、高死亡、高消耗”的势头,已经是社会的一大隐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公众不禁“谈癌色变”。
医生的尴尬
高俊山觉得他的家庭已经因为自己身患癌症而摇摇欲坠了。
在确诊晚期膀胱癌后,潞河医院的主管医生决定为高俊山施行电切治疗手术。
电切治疗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手术用的膀胱镜(即电切镜)上带有电切环,当电流通过时,电切环能够切除膀胱肿瘤,并烧灼组织进行止血。
怀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高俊山在潞河医院完成了3次电切治疗手术。
“3次手术大概需要15万元钱,我自己花了8万多,这就基本掏空了家底。”高俊山说。
3次手术却没能稳住高俊山的病情,癌细胞仍然在他的体内慢慢滋长。
2012年12月,高俊山来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治疗。
在这里,高俊山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目前唯一能够延长自己生命的,就是全身化疗。
高俊山的化疗周期大约每月一次,每一次所需检查、化验等费用大约1万多元。
今年,高俊山已接受7次化疗,费用总额近10万元。每次住院化疗,仅押金就需支付2万元。
高俊山的儿子大学毕业报名参军,为了给父亲治病,儿子把2万元优抚金和4年大学返还的约2万元学费全部取出。高俊山说,他是靠着儿子的钱才完成了今年的4次化疗,另外3次化疗,高俊山全靠借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向他叔叔家借了1万元,向小姨子家借了1万元,向自己妹妹家借了2万元。
除了向亲戚借钱,高俊山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政府求助。
王子平说,高俊山最初的两次化疗用药,使用的是常规化疗药物,该药属医保报销范围,高俊山的花费相对较少。然而,两次治疗结果显示,高俊山的病灶出现新的转移。这意味着,这些相对便宜的药物对高俊山疗效不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仅仅因为这个药便宜、能报销,我就还让他继续使用这个药,既不符合医疗原则,也很不人道,因为这个药对他没有效果。”王子平表示。
科室在讨论高俊山的病情后,考虑用紫杉醇类药物进行后续治疗。
幸运的是,紫杉醇类药物对高俊山疗效确切,肿块开始缩小。但问题是:由于该药的说明书上并没有包括膀胱癌的适应症,尽管疗效显著,但按照目前医保政策,该药被列入自费药物范围,不能予以报销。
这让医生感到尴尬:“如果不给他换用药物,病人的治疗就没有其他机会,但是真的给他用这个药,对他来说又确实花费甚大。”
王子平也曾帮助高俊山打听有没有相关科研项目招募志愿者。“如果有相关科研项目,患者也恰好符合适应症,患者参加临床研究就能减免不少检查及治疗费,这是我们医生能够为患者做的努力。”
据王子平介绍,高俊山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比如,临床上有一种诊断叫做原发灶不明肿瘤,因为没有哪一种药物的适应症中包含有原发灶不明肿瘤,所以对这部分人而言,使用目前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化疗药物几乎都不能报销。医生知道他们其实挺‘冤’,但医生除了呼吁医保政策能考虑这些患者的情况,尽量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外,并没有太多办法。”
由于医科院肿瘤医院是三级医院,根据新农合相关报销政策,高俊山在这里发生的每一笔费用,都必须自行垫付,此后,对于超出起付线的费用,在扣除自费部分后,其余费用可按一定比例报销。
以高俊山最近一次治疗费用的报销清单看,这次发生在2012年12月的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7382.95元,实际获得报销2825元,报销比例约为38%。
迫于住院押金、自行垫付、报销比例等的重重压力,高俊山夫妇向不少部门咨询求助。“我们经济条件不行,报销比例对我们来说还是少”,高俊山说,“我们想政府能不能让我们跟一些透析患者一样,享受二次报销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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