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天，无论有多少个郑艳良或冯炯，他们不用再默默等待死亡，或等待幸运之神的垂青。
10月18日，17岁的贵州尿毒症少年冯炯进京整整一个月了。30天以来，他千里进京求生一事被《新京报》报道后，收到了55万余元的捐款，还见到了曾因没钱给他治病而拒接电话的母亲。
10月14日，路米由通过了供肾体检，可以为儿子捐肾了。尽管她曾因种种原因反悔，却最终被好心人劝下，还是决定救儿子的命。现在就备齐材料供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后便可安排肾移植手术。
目前来看，冯炯的命大概算是救下了，这个揣着几百块就敢进京的少年也算是一个“奇迹”了，他运气够好，遇到了自觉无法对他撒手不管的林阿姨。
可他若运气不好呢？
放生
9月27日晚上，我被林阿姨电话里一连串的“惨透了”引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抢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少年。
他的脸肿得很厉害，颧骨很高，脸颊两侧的肉向外鼓起，精神也显得有点恍惚，身上插了五六根管子，虽然坐着，身体却下意识地前后晃动。
真挺惨的。但我更关注坐在他床边的冯爷爷。
这位老人骨瘦如柴，穿着一件蓝得发白的上衣，背有点佝偻，眼白都是浑黄的颜色，透着迷茫，和些许不安。
冯爷爷说话口音很重，沟通很困难，只能大概明白他家里很穷，自己腿有毛病干不了重活，治不起孙子的病。
对自己的经历，冯炯有很多不确定、说不清、记不得的地方，有时他也让爷爷帮着他回忆，爷爷总能说出阴历的月份。
但冯爷爷知道孙子跑了之后，却没找过他。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种类似“放生”的观念—反正在家也活不好，不如到外面试试，没准能博得一线生机。
我问冯炯为什么来北京，他说他想捐器官，想去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后来，他还要求林阿姨给他交话费，再找个房子给他住。
这个病重的孩子，他似乎太明白自己要什么。
走哪儿算哪儿
28日我见了冯炯两次。一次是下午，他正接受透析睡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腿不时屈起或者放下，像是无处安放，后来他跟我说透析的时候浑身疼得厉害，“睡着了也疼”。
另一次是晚上，十点多。冯炯被挪出了抢救室，躺在急诊楼大门入口处的通道病床上，还是不爱说话。“你知不知道林阿姨特别想帮你。”我问。他顿了一会儿，说知道。
之后的一问一答就像挤牙膏，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人生轨道—父亲早逝，母亲远走，无人看管，年幼流浪，无钱治病，数次做瘘失败……
原来他从没想过活着回贵州，所以才会有捐器官、看天安门等打算。
第一次离开中日友好医院前，他曾去医院对面的肯德基大吃过几顿，让医护人员觉得这个孩子很不懂事。我问他为什么，“我想着反正要死了，就大吃特吃吧。”他说。
幸好他遇到承诺管他到底的林阿姨，但他却不愿谈及对林阿姨的感谢。“我知道我这个病只能害人帮不了人。”他说，就连他自己，也只能“走哪儿算哪儿”。
两个笑容
10月9日上午，冯炯转院前，已经能坐在抢救室外通道的马扎上，与同病房的老人聊天，显得很平静。
去武警总医院的路上，林阿姨和贵州同乡会的黄先生还在担心冯母配型失败，冯炯却很乐观。“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说。
当天下午4点多，冯母赶到，正巧赶上冯炯跟医生聊完病情回病房。
母子初见是意料之中的剑拔弩张，冯炯气得拧着眉毛，在病房里暴走，最后重重地坐在了病床上。
“你妈妈都来给你捐肾了，你还不见她？”我问。
“不见！她来做什么？我不需要她！”冯炯最气母亲的一是不接自己电话，二是把妹妹弄丢了，他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母亲。
但冯母就平静得多，她说儿子脾气大，但发过火了自己也会后悔，自己知道怎么管儿子。
我下午六点多离开病房时，冯炯正蹲在地上，将两只胳膊支在离电视最近的病床上换台，告别时一直黑脸示人的他冲我笑了，“姐姐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
那是他第二次冲我笑，第一次是两个小时前，我站着听医生询问他病情时，他在间隙转头对我笑了，问“姐姐你站着累不累？”
他笑起来很好看，也很温暖，就好像他脸上那层万年不化的坚冰突然变成了暖阳，笑得我心里一阵暖流经过。
就是这两个笑容让我相信，这个咄咄逼问生母、在病房内因疼痛大哭大闹、有时说话没谱显得顽劣的孩子，只是选择了一种激烈的方式保护自己。
因为从没人教给他怎样应对这个世界；因为他得了个治不起的病，想活也只能为死后盘算；因为在他看来唯一能救命的母亲只说没钱，不接电话……
而这些都不是他的错。
血浓于水
10月16日，听说冯母反悔，不给冯炯捐肾了。
我下午赶到医院见到冯母，她最初不愿讲反悔的事，“都是我的错，你们别不高兴。”冯母其实担心的是钱的问题—怕冯炯的病复发后没钱治，怕自己少了个肾干不了活，母子俩过不下去。
而她最终决定捐肾，也是因为好心人作出承诺，会帮忙找工作、上保险等。
冯炯几乎是中午刚透析完回病房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一直表现得轻松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给我的理由是，不想再把母亲“逼”跑了。那天他还显得有些黏人，我和冯母在病房外说话，他拉开门，也希望能加入进来。
后来冯炯躺在病床上，讲他教冯母认字的事情，刚说两句冯母就摆手说自己年纪大了认不全了。“不是因为年纪大，是想的事太多。”冯炯拉长了尾音，笑着揶揄妈妈。冯母也笑了。
这是个很温馨的场景，但我当时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冯炯看得那么开。我的摄影搭档告诉我，14日晚上，配型结果刚刚出来那天她去拍照时，看到冯炯一个人在病房着急，因为冯母出门给手机买充值卡后，一个多小时未归，手机还扔在了病房里。
“冯炯特别着急，反复要跟我一起出去找。”摄影搭档说，那时她看到了一个担心母亲的儿子。
于是我明白，这不过是血浓于水。
幸运眷顾不了每个人
下周，等待冯炯肾移植手术所需的伦理审核材料审核通过后，他的肾移植手术就指日可待了。他是个幸运儿。
有网友曾就冯炯的事情调侃说，不如移民去俄罗斯，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没错，冯炯足够幸运，遇到了林阿姨，遇到了媒体，遇到了为他凑齐55万的诸多好心人，所以他能活下来。
但不是每一个患有尿毒症、白血病、胆道闭锁等需要大笔资金治疗的人都和他一样幸运。
我只希望，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无论有多少个冯炯或郑艳良，终有一天，他们不用再这样默默等待死亡，或等待幸运之神的垂青。
黄颖（新京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发表“尿毒症少年千里进京求医”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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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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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一天，无论有多少个郑艳良或冯炯，他们不用再默默等待死亡，或等待幸运之神的垂青。10月18日，17岁的贵州尿毒症少年冯炯进京整整一个月了。30天以来，他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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