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宫牛黄丸何以安心？

　　一度混乱曾埋下的隐患

　　天然牛黄的市场缺口巨大。为此，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1972年陆续批准了3个牛黄代用品，即人工牛黄、培植牛黄和体外培育牛黄。

　　但是，曾经有一段时期的监管很混乱，也使得各种牛黄掺杂的安宫牛黄丸一度充斥市场。

　　2004年以前，国家在药品标准处方中一直没有对牛黄代用品使用范围予以明确。含牛黄类中成药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天然牛黄和牛黄代用品混用的情况。从而造成了药品一品二方甚至一品多方的杂乱局面，这种局面也当然影响到了安宫牛黄丸，各种牛黄掺杂的产品充斥市场。

　　2004年1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了“关于牛黄及其代用品使用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对于国家药品标准处方中含牛黄的临床急重病症用药品种(包含安宫牛黄丸)，可以将处方中的牛黄以培植牛黄、体外培育牛黄替代天然牛黄等量投料使用，但不得以人工牛黄替代。

　　这一文件，对天然牛黄及其代用品使用混乱的问题起到了政策上的规范作用。

　　但是，各界随后发现含牛黄品种质量标准与当时的一些监管规范也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天然牛黄和人工牛黄使用的混乱情况依然存在。

　　陈年老安宫牛黄丸真假难辨，还与安宫牛黄丸的生产大户同仁堂的历史问题存在关联。

　　同仁堂原为乐家私有的产业，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在乐家老铺同仁堂处于“四房共管”的混乱时期，四房虽然议定了“四房共管”制度，但实际上各自为政。他们在各地开设的乐家老铺分号达34个，各自寄卖实为一方的所谓秘方丸药，明争暗斗。

　　当时第四房的乐达仁和乐达义（乐家最后一任同仁堂负责人乐松生的伯父和父亲）曾留学英国、德国，具有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因此四房的“达仁堂”营业最为发达。

　　1947年乐松生成为同仁堂的负责人之一，同时监管第四房在天津的达仁堂。当时同仁堂已经濒临破产。1954年由乐松生带头，同仁堂乐氏资方向国家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从此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后来，乐松生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与上海市的荣毅仁一度齐名。

　　公私合营之后，北京市政府向同仁堂投资扩建厂房、增加设备，破除旧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了突出整体发展的一致性，取消了“四房共管”时期存在的一方多名、“双加料”等巧立名目、只顾盈利的产品。

　　但是，这些庞杂的产品，在民间并没有绝迹。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个人或者机构暗地里以此为噱头欺骗消费者。

　　后来，同仁堂在“‘新’字当冠、步步攀岩”的过程中，在制药、零售和医疗三大板块齐头并进，发展成为涵盖十大子公司、两院、两基地、两中心的庞大架构，也就是被同仁堂集团董事会概括为“1032工程”。

　　北京市政府也曾经将数十家北京市医药生产企业打包纳入同仁堂集团，这促进了同仁堂的发展壮大，但是也导致同仁堂机构庞杂，品牌管理一度较为欠缺，“同仁堂”众多。

　　同仁堂管理混乱，也曾经引发官司。

　　2008年1月，珠海一市民在北京同仁堂珠海直营店花一万多元买了37颗“安宫牛黄丸”，却发现是假货，于是，对簿公堂。

　　最终查实，假货来源于中间经销商广东星州药业。2008年3月，珠海同仁堂将经销商广东星州药业告上法庭。

　　安宫牛黄丸虽然属于同仁堂“十大名药”之一，但是一些地方的企业也有生产安宫牛黄丸，比如山西省中药厂的老产品即有安宫牛黄丸。

　　于是，市场上各种陈年安宫牛黄丸真假难辨。

　　比如，1996年9月上旬，山西省药品检验所接受了疑为假安宫牛黄丸的检品。后来专门出具的检验报告里证明了假安宫牛黄丸的确存在。不仅牛黄是人工的，甚至掺杂劣质药材或投料不足。

　　再者，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也时常傍上同仁堂，使得假安宫牛黄丸更是横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