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书金拿到起诉书，没有指控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当时，他什么反应？
朱爱民：他说：“我也不理解，这件事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他们为什么不指控？”
他问我，“朱律师，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好？”我说，你既然有想法，就应该由你自己在法庭上去说。
记者：王书金什么时候知道聂树斌的存在？
朱爱民：我第一次会见他时，告诉过他。
记者：你跟王书金说，这个案子已经有一个人被认定为“凶手”，还已经被执行死刑了？
朱爱民：对。
记者：他听到了，什么反应？
朱爱民：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记者：这些年，王书金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朱爱民：有很明显的变化。我第一次见他，他的语言表达土味十足。现在，你看他在庭上说的话，逻辑条理和法律知识，以及对自己问题的认识，和过去比，判若两人。
我记忆很深的是，我和王书金见面，很多次都提到作案现场的位置，特别是遗留物问题。尤其是媒体提到的现场遗留的一小串钥匙，不是亲身经历的人，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书金还是保持着非常清晰的记忆。
一场审判中断6年，究竟为什么？
记者：二审没有认定这个案子是王书金所为，这在你预料之中吗？
朱爱民：是我预料到的，不是我所希望的。
一审时，我就在法庭上说，作为辩护律师，我没有权利和理由指责我的当事人犯罪，但这件事不会因为我们不说，就不存在。
记者：二审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朱爱民：2007年7月31日二审第一次开庭之后，我跟主审法官多次电话沟通。当时主审法官刘志廷也承诺，如果二审结果出来，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一直到今年4月初，我没有见过王书金，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我跟法官都有电话沟通，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给我的答复永远都是：案子还在审理之中。
记者：一场审判无故中断6年，在你的执业生涯中，遇到过几次？
朱爱民：绝无仅有。
记者：你怎么理解？
朱爱民：无法理解。
再次开庭之前，网上有消息说，王书金已经翻供了。此前，更有传言说，王书金被秘密处决了。
今年3月末的一天，我正在午睡，接到媒体朋友的电话，说王书金失踪了，我感到很惊讶。下午一上班，我马上拨通主审法官的电话，刘法官（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审判员刘志廷）调侃我：朱律师，你都资深律师了，还信这些啊？
尽管本能上不相信，但实话实说，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毕竟我没亲眼见到我的当事人。何况这个案子社会关注度这么高，我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4月2日，我就来到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关在哪里，我要申请会见。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我感到匪夷所思。这个案子已经到二审阶段了，上诉人变更羁押地点，你省高院尤其是主审法官，应该是很清楚的，而且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
但他当时告诉我：邯郸公安机关的看守所系统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王书金也可能会被暂时羁押到别的县……都是这种假设性的话，并不是给我一个准确的信息。
我只好认为，王书金还在广平县看守所。所以4月3日我去了，没有见到。
记者：看守所什么答复？
朱爱民：看守所有两种说法。监区里的看守人员告诉我，是河北省联合调查组的人把他提走了。监区外面的看守所老干警告诉我，是河北省高院把他提走了。
如果是河北高院的人提走他，我认为合理合法。
记者：如果是高院提走的，主审法官为什么跟你捉迷藏？
朱爱民：不知道。我不理解，他应该清楚。
记者：你再见王书金是什么时候？
朱爱民：今年6月份，法官通知我，案子可能近期再次开庭。这时候才告诉我，你可以会见王书金，他在磁县看守所。
记者：除了会见和查阅聂树斌案卷宗的困难，还有什么波折？
朱爱民：我总觉得，在现在的环境下，刑辩律师面临很多困难。想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很难。
一个法治社会，对律师的重视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像江平（著名法学家）老先生说的：律师兴，则法治兴。但从目前的状态来说，律师的作用和地位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律师权利的维护，不仅仅是一部《律师法》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刑事辩护，所谓的“抗辩式审判”有时甚至流于形式。因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写入三大诉讼法。
上了法庭，律师所用的这些证据，都来自于公检机关。律师自己去调查取证，面临的风险就很大。刑法第306条，就是高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柄利剑。
所以，我在聂树斌案的研讨会上说，什么时候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郑重地写进三大诉讼法，并加以保护，律师执业才能有充分的法律保证。
记者：这个案子拖这么久，没想过去搞一些所谓“死磕派”律师常搞的“行为艺术”吗？
朱爱民：这就是个拼耐力的过程。其实这种煎熬不亚于在号子里的王书金。
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这么拖？不仅仅是我存在这种疑问，每一个关注此案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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