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和厉以宁谈话，他儒雅、温润的气质常会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但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切以苏联为权威，讲授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罗志如教授开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大学4年，8个寒暑假，厉以宁都没有回家，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当时的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称赞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开始，厉以宁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径骤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难防卷地风。狂风过处，催老青山多少树。今夜难眠，万户千家一个天。”这是厉以宁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69年，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连劳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不断逃跑。在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厉以宁瘦得颧骨凸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腿上沾满泥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他不再是诗人，更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一个正被极度疲劳折磨着的人。
1971年秋，厉以宁被转到北京大兴农场。此后4年里，他又不断在北京郊区“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彻底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