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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我说成‘上访户’”，郭五洲说。这名自1995年以来，一直为讨回自己的工资不懈努力的深圳市民认为，他和像他一样由于各种原因常年奔走在各级信访办的人士的正确称谓是“信访公民”。
近日，一个与这些“信访公民”密切相关的消息传出：中央对信访制度作出重大改革，取消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点对点的通报机制。
“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长期关注研究信访问题的社科院专家于建嵘认为，信访的排名、通报制度，本意是中央督促地方党政切实为访民解决问题，在实施中却促使一些地方当局用“截访”，甚至罚款、拘禁等方式阻止居民上访，以化解排名通报带来的压力。
信访，为啥那么招地方政府“恨”？
2011年8月，江苏50多名进京上访的农民，被关进“黑监狱”，被非法关押数十天。
此前，北京市公安部门已经端掉了以开设“黑监狱”为业的安元鼎保安公司，该公司的服务对象就是某些有“截访”需求的地方政府。
2012年8月，湖南永州居民唐慧，因对其女儿被强奸、强迫卖淫一案的判决不满，多次上访，被当地公安部门处以劳教一年半。
2010年，河南部分进京上访农民“被精神病”。
……
此类事件，俯拾皆是，不胜枚举。然而每个案例细究起来，都是如此触目惊心。为什么上访的老百姓，让某些地方的政府如此切齿痛恨？
必须承认的是，信访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信访，是公民在自身的合法权利遭到公权力侵害时，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相应机构反映情况、提出诉求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说，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将信访的职能界定为沟通、调节、监督、救济。
《信访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根据这一规定，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
这，就是让各级地方政府心惊胆战的信访工作排名通报制度。在于建嵘看来，“中央对地方施加压力，本意或许是促使包括县政府在内的地方政府切实为上访民众解决问题、主持正义”，但是，由于这种严格的通报排名制度给地方政府带来了莫大的压力，甚至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考核、升迁有巨大的影响，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对上访群众采取截访、销号、拘留、罚款、劳教、判刑、连坐等控制手段，压制上访人员。”
我就不让你上访VS我更要上访
“这种排名制度对地方的压力相当大，它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消解压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截访’，美其名曰‘维稳’”，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副所长谢志岿分析，它反过来对一些访民也是一种鼓励：政府最怕的就是上访，那么我们就偏要上访；在这一级政府不给解决，就到上一级政府上访，直至北京。
这种看法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法所所长李朝晖的观点颇为相似。“访民也摸出了规律，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很多地方，每当重大节庆、重大政务活动时，一些‘老上访户’就格外活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是地方政府最怕他们上访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走正常渠道解决不了的问题，地方政府为了阻止上访，给解决了；一些远远高于正常标准的赔偿、补偿，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们进京“告状”，也许就慷慨大方地给了。如果这些你还不满足，执意要上访，甚至到北京上访，那么，地方政府迫于排名通报制度的强大压力，往往会祭出更加严厉的“截访”手段，也许“黑监狱”、“被精神病”的命运在等待着你……
“这种以上访量特别是进京上访量为最基本考虑指标的追究制，虽然能解决一些信访问题，但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信访公民要么收买或欺骗，要么打击迫害，反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于建嵘坦言，这就是信访面临的制度性困境。
取消排名，化解“死结”的第一步
在于建嵘看来，信访制度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减压阀，却由于这种制度性的困境，在一些地方反而成了社会的增压器，“在客观上成为国家政治认同流失的重要渠道；如不进行改革，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取消信访的排名通报制度，信访才不会被上升到那么敏感的地步，不会因为信访排名造成对当地领导‘一票否决’的后果，才能让地方政府，也包括信访公民，都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信访问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陈家喜也认为取消排名有必要。
“信访活动出现困境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建立在压力体制之上的信访责任追究制”，于建嵘在2009年即曾提出，中央应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这样既可以给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同时也能为信访公民“松绑”。
解决矛盾，为何非要等到“上访”
群众信访对地方政府的压力，在深圳也屡见不鲜，在某些时候，还曾对一些重大项目产生过影响。
2004年，深圳南坪快速路开工建设，因原设计方案要通过丰泽湖山庄，引起500业主集体前往市政府上访；超过300名业主堵住了小区旁的交通要道皇岗路并因此与大批警察发生冲突，导致皇岗路交通瘫痪超过两个小时，有3名业主及3名小区保安被警方拘捕。政府也被迫让步，将丰泽湖段改为下沉式道路，工程投资为此增加一亿多元。类似的还有深港西部通道。由于沿线居民与深圳市政府就这项工程的环评产生了极大争议，使得其迟迟不能开工；2005年4月，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全封闭下沉方案，工程投资额为此增加了14亿元……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方案的讨论与调整，都要等到群众上访了之后？”陈家喜说，正因为这些重大项目、公共政策在前期规划时，没有广泛听取公众意见，直到实施阶段，一部分市民才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影响，从而走上信访甚至“闹访”的道路，让社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要让群众的诉求通过合法合理的渠道表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项目的规划等方面，都应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信访案件的数量，从根本上降低因信访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大家都信“法”，还需要信“访”吗？
于建嵘认为，取消排名通报制度，只是信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要推动司法改革，强化各级司法机关接受公民告诉、申诉及处理案件的责任和能力，由司法机关承办目前积压在信访部门的案件；长期的治本之策，应该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
对此陈家喜亦有同感。如果群众的诉求可以得到充分表达，法制的权威处处得到体现，那么民众还需要通过信访表达什么吗？“如果有朝一日这些都实现了，信访制度甚至可以取消，当然这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归根到底，大家还是要信‘法’，而不是一味信‘访’”，李朝晖坦言，群众在信访中涉及的问题，最终必须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不是哪位“青天”领导的批示；只有大家信法，才能让信访走向健康轨道。
作为资深“信访公民”，郭五洲则将信访视作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信访公民’，也是在为国家的法治添砖加瓦”。他特别喜欢歌德的一句话：“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限制，就是法制”，郭五洲说，他多年信访，唯一的追求就是生活在每人都受到公正的法律“限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不论是官是民，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取消排名通报制度，只是信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长期的治本之策，应该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
他们提供观点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谢志岿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副所长
李朝晖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法所所长
陈家喜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郭五洲 深圳资深“信访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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