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河北第一秘”的权力

李真被警方带走 资料图

　　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令人瞠目的人民币数额并非多数河北人关注李真案的焦点，他在权力体系里的作为才是被广泛议论的题材。“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广泛地注意。

　　从地形上看，张家口、石家庄与北京呈相对标准的三角形，但从张家口到石家庄却不能完全遵循“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原则，必须通过北京。目前特快列车从张家口到石家庄需要5个多小时，而即使乘坐高速大巴，从张家口到石家庄“直线”的541公里，也需要7个小时以上。经过北京，这是最快捷的张家口－石家庄线路选择。对李真而言，这种线路就不仅仅是交通意义上的选择了。

　　25岁左右，李真辞别张家口，在北京呆了相当一段时间。李真给其张家口同事正式的解释是，“到北京做生意”。很多熟悉李真那段历史的张家口人即使当时，也未必完全相信他的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对北京期间的李真有不同版本很多的描述，但结果是明确的。李真再回到张家口的单位后，开始办理从张家口调到石家庄工作的手续。北京之行，真切地改变了李真的人生轨迹，这一变化给当时熟悉李真的同事印象之深，是记者在采访李真案中最重要的感觉之一。李真的北京“资源”在传说中级别之高，即使现在当事人叙述起来仍然神秘重重。比较确凿的引路人，李真的家人介绍说是一个他们叫“杨伯伯”的。

　　随后再来的变化，更加强了李真老同事对他能量的评估。28岁，李真当上了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秘书，尔后，也仅30岁左右，他晋升成为“河北第一秘”。

　　目前官方公布出来的事实比较多指认的是李真之“贪”——中纪委的通报称: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一位熟知李真案情的官员介绍说:“这仅仅是受贿部分，通报公布之际，李真案并未完全结束。而在起诉书中，李真的罪名有两个，除了受贿，还有贪污，贪污金额超过受贿额。”这位官员拒绝透露具体金额，但用了一个概括性判断，“非常”。

　　令人瞠目的人民币数额，并非多数河北人关注李真案的焦点，他在权力体系里的作为，是被广泛议论的题材。河北省委一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甚至省级领导的升迁，都有李真背后的操作。”而河北省国税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当一段时间在权力体系里有“二书记”之称。李真的姐姐李明即使面对记者，不仅不回避反而特别强调李真的这份能量。她评价说:“（李真）做秘书，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真到河北省国税局任职后，河北省委那位老领导说他曾专门问过有关负责人，“李真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是否免了？”答案是:没有！

　　2000年3月，李真被“双规”。有关他的信息，在权力体系里被广泛传播、分析与推测。尘埃落定于去年年底，中纪委通报公布了李真的受贿金额。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甚至提请记者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过去这类案件从来没有在电视中公布照片，但李真案却发了他的照片。”这一信息被解释成:李真“翻盘”无望了！电视的消息公布，关于李真的话题由权力系统扩展到社会各层面，成为河北省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但是，即使现在，李真成为了社会话题，他的种种信息仍在极私密的场景里被传播，外人往往难以介入其间。被采访者描述石家庄时，最通用的概括语言是:“这里是最接近北京的省会城市”。这一背景解释了记者采访的艰难，相当的知情人听闻“李真”两字而退避再三。李真在秘书时期所形成的能量惯性，即使现在，仍然使许多人心怀恐惧。

　　秘书实习

　　见到记者时，李明首先表达的是对记者的愤怒。愤怒的理由来自一篇报道说，“李真出生于一般家庭”。“怎么能说我们是一般的家庭呢？”李明的情绪最直接地表现在她的语气上，“不一般”在于，“我父亲是正处级，行政15级，享受行政14级的医疗待遇。在你们北京可能不算什么，在我们张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

　　李明是李真的姐姐。李家有五个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现在已经显得削瘦的李明说在他们家里，“我和李真最像”。两者之像，在于长相、性格与脾气。

　　坐在李明家三室三厅的房子里，与记者一道谈论李真的，除了李明，还有李真的三哥李勇军与母亲杨淑贤。在这种结构中，显然李明最具“话语权”，她主导着话题方向。李明自我介绍说，她先前是天津行政学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课，后调河北一家企业做培训工作。她的丈夫报考并最终应聘为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在李家，这是仅次于李真的职位。但由于李真案牵联，李明被双规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贿而被判三年徒刑。不过，这后来由李明自己介绍的种种背景，并没有丝毫影响她的情绪。快节奏的语速，不容置疑地叙述，李明更类似在教授中国行政级别课程，“能够进到我们家里来的人，至少也要是个处级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总得有厅局的级别才行啊”。由此切入谈论李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开始。

　　据介绍，李父1937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东北过程中受阻，后留在张家口。1994年离休时，位置是张家口市科委计量局副局长。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

　　不过，李父那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张家口，后来有相当部分陆续离开。被李家人叫作“杨伯伯”的，就是离开者之一，据说他后来做到了东北某省省委书记位置。李明回忆说，他们两家再次比较密切地“走动起来”，是在1986年左右。

　　促成“走动起来”的背景，曾在张家口市做过市委书记的刘善祥介绍说，当时张家口市修市志，追溯并寻找1945年张家口解放时的历史人物，而那时任张家口市市长的“杨伯伯”是活着的最重要人物。张家口市派人前往东北请回“杨伯伯”，由于李父与杨曾经的同事之谊，在迎请的队伍中，有当时在张家口市经委工作的李真。显然，李真的精明迅速地给“杨伯伯”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张家口市经委时，李真才二十多岁，毕业并不久。但刘善祥回忆说，当时他对李真就有印象。后来他们两人又同时在省委大院里工作。刘说:“看见他（李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80年代初期的张家口市，市委与市政府在同一个院子里，刘说:“总有一个小青年到我办公室晃，当然他就是李真。开始我没有太注意，后来我说，‘小李，你有事就跟我讲，没事我也不是闲得慌’。”“小李”也有事情跟书记刘善祥讲，刘说:“他作为市里面的干部派出下面支教，去的时候跟我讲，回来的时候也跟我讲了。”刘的印象由此积累而来。

　　显然，并非李真的“支教”而使他被广泛关注。对张家口而言，“杨伯伯”虽然是外省领导，但级别之高，也是显赫的。到了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与“杨伯伯”打交道，突然发现必须经过李真这道手续，而且还不那么好打交道，这使多数人深感不快。

　　不过，李杨两家有了这一契机共叙曾经的患难之谊，使多年前的友谊得以延续。李明回忆说:“后来，我爸爸在临终前，可能也将李真托付给了‘杨伯伯’，我们叫他‘杨伯伯’，而李真跟他则是养父与养子关系。”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层关系给李真的晋升有相当大帮助，但在当时李真并未有效地平衡内外关系。熟悉这段历史的有关人士评论说:“（当时）已经显得非常像秘书的李真，却因为太端着架子，而使多数张家口干部对他意见多多。”意见最多的机构是张家口市经委，也即李真所在单位，由于有为“杨伯伯”做“秘书”这一经历，“什么人管他都管不了了”。联系当时的状态与后来做到“河北第一秘”的位置，李真的处事方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有所不同的是，“杨伯伯”张家口的行程过于短暂，无法长期保留李真所需要的权力背景。但后来不一样了——李真已经进入权力中心。

　　真正使这种情绪的不爽发生到对立的状况，是张家口修志后。稍后，“杨伯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学习技工的名额，李真要求经委派他参加这一出国学习班，这一要求在张家口市经委即被拒绝。有记得当时情形的人士回忆说:“李真与经委主任发生直接冲突，谁也不让谁。”这一层拒绝没有断绝李真的欲望，他要求参加别的省份出国学习班的申请与市经委的拒绝，上达到需要由市长来决断的层面，结果仍然是拒绝。

　　随后，强硬的李真遭遇命运的第一次打击。市经委将他调离，调至张家口一家油漆厂搞供销。熟悉当时政策环境的有关人士解释这一变化，给出的描述是，“清理出机关”。事实上，1981年，李真从柴沟堡师范学校毕业后，并未直接分配到机关，而是在一家市属企业做供销工作。从这家企业调到市经委，“也相当不容易”，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晋升与他“中上等家庭”的背景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现在，他被打回原来的位置。这一具体冲突以及由此延伸的后果，后来被李真省略，他在有关场合概括自己在张家口的经历，“我的发展被限制了”。

　　不过，李真并没有在油漆厂上一天班，他“不辞而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