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是集体进入社会；30年后，是个人进入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文工团如何面向部队与面向社会。
必须像一个企业手册一样，一个“文工团手册”把全部都规定好，哪个可以干，哪个不可以干。
“各个团体千篇一律地都在发展晚会式的歌舞。”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直陈文工团目前的积弊，他说之所以着急，其实是“因为热爱”。
从《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走到《妈妈的吻》、《小螺号》，付林曾经偷着听邓丽君的音乐，发现“原来音乐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后来，他又从海政文工团走进社会，投身流行音乐。他说自己“为大势所逼”。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切身感受到体制对于市场的不适应，后提出“大胆迈向社会演出”。但他的设想，目前还只能在自己身上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包括文工团在内的非战斗力量改革成为全军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文工团的内部管理、外部竞争，乃至表演风格、功能定位，都成为亟待明晰的问题。
“晚会式歌舞很要命”
肯定要改，甚至还要大改。有时候恨铁不成钢，觉得改革步伐太慢。
记者：
部队文工团为什么需要改革？
付林：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文工团里出现了形象反差和负面影响。少数名人不检点，拉大旗做虎皮，不可一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奢求。而大多数人，默默做着许多工作，热爱自己的团队。
另一方面，我们各个团体千篇一律地都在发展晚会式的歌舞，这个很要命，同质化、浮华的艺术蔚然成风，只唯上，不唯下的服务意识，浪费了很多人才，也难以出现一个比较有艺术品位的作品。
改革开放前，文工团占地方社会演出的整体份额很大，过去每逢“五一”、“十一”大型演出，都是部队的。但是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繁荣起来，如果文工团只为军队服务，而在社会上没有作为的话，会带来很大的矛盾，势必引起重新洗牌，所以毫无疑问地要面向社会。目前，一些岗位人才过剩，面向社会的出口却太小甚至界线模糊。30年前，是集体进入社会；30年后，是个人进入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面向部队与面向社会。
所以我认为文工团肯定是要改，甚至还要大改。有时候恨铁不成钢，觉得改革步伐太慢。
记者：
文工团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
付林：
如果要保留文工团，必须要有制度建设。其中遴选团长的机制至关重要。有人说文工团是团长的艺术，此话没错。团长的思想、艺术趋向、水准往往决定着一个团队的水平。一个团长任职少则一届五年，多则两届十年，会影响一代人的艺术青春。
如果文工团有一个完整而适用的制度手册，就必须像一个企业手册一样，一个“文工团手册”把全部都规定好，哪个可以干，哪个不可以干，就会减少人为的损失。
记者：
目前文工团的生产力是否过剩，需要改革来进行裁减？
付林：
文工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像前两天，我在某文工团业务考核，看到除了一级或45岁演员外，有多达50位独唱演员（包含非现役），他们都很厉害，但在同一岗位上没有必要招这么多。问题在于第一，音乐人才过剩。第二，三种唱法严重失调。第三，唱法同质化。第四，艺术形式单一化。
怎样合理使用人才、避免浪费？艺术形态如何创新？都是问题。哪些人走，需要艺术设计，留谁不留谁，留什么形式的都要考虑。大量的人，一年可能就参加一两台晚会。大批的人才是没有机会的
我呼吁多年，文工团要“两条腿走路，十个手指弹琴”。一年就完成重大节日或代表会演出，或“双拥”演出，不干别的原创？团长执政一届到两届下来，没留下任何好剧目好作品，真是对不起军队和社会。
文工团的根本在于你要办成什么样的方向，编制数量直接与它相关，不能搞这么庞大。如果排舞剧，肯定人少了不行。但一定都是歌舞吗？美国是军乐团为主，红星合唱团是以合唱为主，（俄罗斯）红旗歌舞团也是合唱为主，加一小组乐队和舞蹈，那种老的体操舞。如果你要搞交响乐队，人就会更多。但未来现代化的部队，并不是所有形式都适合，就看你以哪个形式为主，哪个形式最适合部队的需要。
“海军就应该有‘海味儿"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女子十二乐坊”、“玖月奇迹”甚至“少女时代”？
记者：
改革可能不仅仅是裁减那么简单，更多或者更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付林：
“三个代表”里，先进文化是重要内涵。但是在艺术团内，这个“先进文化”的地位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只是“宣传品”，是非常浅薄的。
我认为应该根据军队的现代化特点，军兵种的不同特点，确定如何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设计。海军是国际化的兵种，就应该有国际范儿，有“海味儿”。强调的是蓝色文化，洋气、浪漫，吸收了很多欧美特点，这和其他部队是不一样的。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的“蝌蚪合唱团”就不同于黄土文化。相应地，空军肯定是蓝天文化。王莉的通俗美声，莎拉·布莱曼式的跨界演唱就是特别高远飘逸的世纪音乐。
文艺产品不仅为兵服务，也是军兵种的现代军人的品牌和代言人，各自发展的方向可以不一样。军队软实力建设包括传播形象，文艺形式是最简易最有效果的广而告之，比如总政军乐团、海军军乐团，武警有个男声合唱团，唱军歌很棒，唱《天路》也很棒。
经过三十多年的变革，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快，军队文工团的设计，应该越来越现代化，有些艺术形态已经不适应了。
记者：
怎样打造出部队的具有差异化品牌的文工团？
付林：
一些艺术风格是独特的，它自然能留下来。我们海军上世纪70年代以传统为主，出现胡宝善的“我爱蓝色的海洋”，卞小珍的“太阳最红”；80年代以流行为主，出现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程琳的“小螺号”；90年代是以宋祖英、吕继宏等人的民歌为主，也产生大量社会题材的歌，一切是自然形成的。
时代需要独特的艺术气质，应该有职业性和专业性。比如我们团有个舞蹈叫《刀锋》，不管谁看，都特别有力量，能感染人。过去，总政歌舞团的舞蹈，还有南京军区的、沈阳军区的舞蹈都挺棒，他们跟地方的完全不一样，逐渐形成了风格。
现在的关键，是要挑最有力量的、最有魅力的艺术形态，支撑一个军队的形象。《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也好，《我爱祖国的蓝天》也好，要把它做精，具有传统的和时代感，军内军外都能接受。艺术创新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爱尔兰式的“踢踏舞团”？为什么不可以有“雅尼乐团”、“雅尔电子乐团”，不可以有“女子十二乐坊”、“玖月奇迹”甚至“少女时代”？
不能让政治的元素完全控制了艺术。我们的部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但是为谁而歌要弄明白，相信艺术本体的力量。宣传植入文化产品会生产出软弱无力的低端产品。当然，像反映战士生活的主旋律歌，仍然需要军队文工团去承担，《说打就打》、《咱当兵的人》仍然是我们的创作主流。
既要为部队服务，又要为社会服务
真正靠市场来考验你的团队，这是好事儿。
记者：
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文工团究竟应该为谁服务，文工团应该如何定位才能适合自身的发展？
付林：
为兵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两个服务同时提行不行？这个还有待研究。但是打造属于军队的品牌，塑造一种独特的形象，非常健康，非常有力量，把正能量传输给社会，那你起的作用，不只是为部队服务这一点了。
在为部队做好了服务，有过剩的能量，干嘛不走向社会呢。像有的舞台演出、军乐团演出，现在走向社会，那是正能量，代表了军队文化。在大社会文化和现代文化当中，它是一个大海军的品牌，是一个大空军的品牌，占有一个独特的席位。这一部分贡献，不能被替换掉了。
记者：
人们会担心军队的封闭式管理和社会的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文工团走进社会，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付林：
难题还是制度建设，目前的界限划得并不清楚。如果文工团保留，不走以前的老路，要往前改革，要有这两个服务机制—为部队服务和为社会服务，哪些部门应该有点自己的约束，哪些服务是能提倡的。
空军的话剧团最典型，它的电视剧已经融入社会了，那些名角儿，在市场上很有影响。紧接着我们要研讨的问题，就是文工团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要把市场行为看成为社会服务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要完全杜绝。文工团有腕儿、有人才，就要接触社会。
宋祖英的世界巡演，宋祖英和陈思思台湾演出，戴玉强“三高”为英国女王演出，都为国家、军队赢得荣誉。真正靠市场来考验你的团队，是好事儿。
大家埋单也是为了看好的节目，将来的优胜劣汰是靠市场。当然，文工团不能做成一个纯商业类的机构，因为你是部队团体，大家养你，你成天净想着赚钱，也是不合适的。
记者：
市场会给文工团带来什么？
付林：
能够打造好是军队的独特性，为地方、社会、国家服务，独特的产品可以为我们国家、军队的形象加分。
让市场去检验，实际是回归到艺术团队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艺术特质，这样是可以搞好部队文工团的。哪个团有音乐剧，就是把音乐剧搞好，舞剧把舞剧搞好，杂技把杂技搞好，各自独立，谁好就保留谁。谁不行的话，你就可能被军队淘汰，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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