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
“歌而优则仕”触发军内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文工团的拐点，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深冬。
“除一级（演员）外，（不知道）50名演员要拼未来多少个位置？”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参加了空政文工团的业务考核，其结果或将作为裁减人员时的重要依据。
“改革政策还没出来，但怎么实现人员的精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
在所有受访者的口中，此刻的部队文工团都处在“敏感时期”。内部紧缩，风声鹤唳，外部的竞争力量却已如星星之火。
2010年才成立的恒大歌舞团，正以高薪进行“引援转会”——挖走了某著名文工团的几个舞蹈演员。一如恒大在足球俱乐部经营中的长袖善舞，恒大歌舞团抓住时机，登上了全国政协、公安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舞台。
“这舞还排吗？”
微信上疯传着部队文工团改革方案，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一些队员开始忧虑。大多时候，他们仍很安静，轻巧地做着四位转、侧翻和托举，以保持身上的热度。
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的排练，也被这个尚未证实的消息所影响。电话那头的一个负责人说，“（编排的节目）当时就卡住了。”
2013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被解读为政策调整的信号。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再次将改革整顿的箭头，指向了部队文艺团体。
“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原来很想来的、签约的演员都提出要走，你说怎么办？人心惶惶的。”一名文工团的基层领导说，“（有文章）说改革要从军队文工团开始，配的照片都是我们下部队的照片。”
“每一次整编都预示着一次人员的大调整”，陈先义说。在真正的改革来临之前，来自外部市场的冲击，已在考验每个文工团。
2009年，炙手可热的流行歌唱组合凤凰传奇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在2011年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凤凰传奇直陈，刚加入团里那会儿“觉得挺辛苦”，一旦跟自己的商演产生冲突，就得无条件推掉，开始还真的有点吃不消，甚至觉得后悔当兵了。
而后，由二炮文工团团长亲自作词的军营题材红歌《绿旋风》，成为他们第一份成绩单。他们还在节目现场演绎了这首融合了军营题材、民族旋律和说唱风格的《绿旋风》。
这样的“成绩单”，却昙花一现。
几年的短暂军旅生涯后，包括凤凰传奇在内的多位明星转业回到地方，而他们当初之所以被特招入伍，也是因其才艺被相关高级领导相中。
他们的经纪人徐明朝日前接受采访时将凤凰传奇的“千万元级别的”收入来源归纳为1∶1∶1，即商业演出、广告代言和演唱会、衍生收入各占1/3，网游甚至保暖内衣也成为他们的涉足领域。如果还在部队体制内，以上的每一部分商业活动，都与总政严格推行的纪律相悖。
当“遵守军纪”成为社会明星入伍需要承担的“过于高昂”的成本，明星们“重返市场”便不难理解。
演员张译曾服役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他的经历则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种出走的冲动。
从2003年开始，他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
“我有自己的戏剧梦想，也热爱军装。但现在演不了戏剧，只能演小品了。”张译当时就想进入社会，但是部队纪律不允许。“如果一个演员整天去演这高大全的东西，对于演员自身也是一种伤害。”尽管有不舍，他最终选择离开军营。
在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的叙述中，这样的冲击从更早时候就已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付林因为“自己录歌”违纪而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个人走向社会的尝试，与体制发生了冲突。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包括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在内，几个著名演员已经“打了报告”要求转业。军内人士透露，文工团对此的态度是，“不管谁要走都不要拦”。
“出位”的明星
“敏感时期”的文工团里，明星们显然处在最敏感的部位上。
舆论的集中关注也滥觞于与团内几位明星有关的新闻：军内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空政文工团副团长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尽管后者持手写致歉信鞠躬致歉，但连续的负面事件，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于这个神秘团体的想象。
陈先义直言不讳，大批社会化“明星”的加入，使得部队文工团的形象危机凸显。同时，商业演出市场上“走穴”活跃，“歌而优则仕”也不再新鲜。
据《解放军报》报道，歌唱家李双江为专业技术一级，对应享受中将级别待遇。《人民海军报》则报道，2008年，时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的宋祖英经过专业技术级别调整后，待遇已相当于少将。
“将军”称谓，在文工团外被误传。
早在1988年6月，解放军开始实施文职干部制度。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着装上，文职人员的胸前有一条飘带，肩章上配有六角宝相花，从而区别于一般作战部队军衔的五角星。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07式军服的出现，使得上述区别更显式微：佩戴在左胸前资历章，反使得文工团的明星们显得“位高权重”——通过资历章换算，不少文艺明星已经达到正师乃至正军级。所以，他们被错误地称呼为“将军”就不足为奇。
“女性，年轻，又是‘将军’，所以容易引起争议。但是，有的人到了那个职位必须给她级别。”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许多人唱一首歌，火了，调一级。但是火了的终究是少数，推上风口浪尖的也只是一小部分。”
军队崇尚来自战争或军事行动的荣誉，“歌而优则仕”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通常，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的摸爬滚打和千挑万选，就算当上团长、师长，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这样的失衡为可能进行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你看我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我都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似乎也越来越远。《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陈先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一段军中故事：某集团军军长在一次文艺汇演之后大发雷霆，“以后也不许再请他们来。”原来，被请来的文工团明星们摆架子，在部队的热烈欢迎面前还戴着墨镜不愿下车，令这位军长十分恼火。
“双面”文工团
“明星”之外，普通文艺兵的生活并不光鲜。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说，“他们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
对北京某部队文工团的普通士官苏雷（化名）来说，每月两千多块钱的士官工资，难以维持三口之家的花销，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做家教，“教孩子吉他、二胡，每个小时收费60块钱”。
“恒大开价最起码都是八千的工资，好几个团员都去恒大了。我们签约的才两千多。即便是有编制的，副团才四千，正团才五千。”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说。
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说，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演员张译甚至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进入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舞蹈队的训练房之前，必经一面军容镜。它的左右分别挂着写有“纪律规定”和“处罚规定”的牌子：从上场到谢幕，几乎每个小细节，都有纪律的要求。如果违反这些纪律，视程度轻重，处罚的方式分别是“处分”、“降级”、“转业”，或者“复员”。
这面老旧的军容镜上似已有一些不易擦去的斑痕，但是左右两边的纪律条款，从未变过。
“地方演职人员出现失误，顶多引来观众的嘲笑，而部队演员一旦失误，很可能就会被上升到‘政治错误’的层面。”某歌舞团歌剧演员张华（化名）记得，2011年，建党九十周年革命老区的巡演中，关键时刻忘词，惹来台下观众嬉笑。此事被领导严厉地批评为“不严肃，思想政治意识淡薄”。
一名长期工作于文工团的创作员透露，现在各大军区文工团都超编，签约的人都是文工团养着，但是人还是不够用。
因为缺人，一支历史悠久的文工团已经下调了招人的门槛——身高要求从至少1米68，降到了1米64、1米65，却仍捉襟见肘，“我们每年还要去不停地看，不停地招。”
尴尬却也就此出现：如果想继续保持部队文工团的优势，需要大量的资金、齐整的队伍和充分的社会认可度。然而摆在面前的却是有限的资金、紧缩的编制和暧昧的市场定位。
战士文工团舞蹈队正在排演的舞剧《三家巷》让他们引以为豪。但参演演员四五十人，其中真正拥有军籍的不过二十人，其余的大多属于非现役签约人员，也包括临时从某企业抽调前来“救场”的演员，一切花费都得由文工团自身负担。
地板已经十多年没换过，因为坑洼，演员们偶尔抱怨，“不敢放开了转圈”。
不足的运作经费，得靠商业演出来弥补，节目的打磨和名气提升，也需要在对社会演出中一步步完成。
2013年3-9月，战士文工团陆续奔赴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基层部队完成演出130多场。《南方都市报》报道，其成员流动性很大，在参演央视《心连心》等慰问演出、各大晚会之外，则从事着“少许商演”。
在市场与部队体制之间，文工团正在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陈先义认为，文工团的主要属性，是为部队服务。“他们首先是部队军人，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每年必须完成200天的下基层为兵服务演出的任务，每年必须演100场。”
现实中却是“两张皮”。有文工团人士在接受公开媒体采访时，批评有些地方的文工团，“称得上腕儿的明星，是点名都不来；点名来的，又都是参加不了大型演出的”。
为谁服务？
唐彬彬曾经是全军年龄最小的文艺兵，7岁时即表演“小和尚钻筒”代表战士杂技团获得世界金奖。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当时年纪小，但在蚊虫、蝙蝠乱飞的舞台上表演，在偏远的海岛听到掌声响起，“很庄严，也很过瘾”。
演员张译最深刻的从业记忆也是在一线部队。“哨所的战士怎么样都不笑，也不鼓掌，只在文工团离开时，久久地立正敬礼。”时隔十五年之后，他仍能仔细地回忆起在内蒙古演出时，那个边防小哨所仅有的两个人和一条狗。
2013年夏天，在韩国取消文艺兵制度之后，关于解放军文工团的存废的讨论一度甚嚣尘上。“部队不需要文艺团体？——这纯粹是放屁。”张译认为文工团不可能取消，“我的老师，现在还在战友文工团，当时不到20岁就签了生死状去了老山前线。还有战争中牺牲的文艺人员，他们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在一位退役老兵眼里，他对文艺兵的感情久久难以磨灭。“那是1985年前线慰问演出，彭丽媛、阎维文等军旅歌唱家戴上钢盔，在老山主峰演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那时的歌唱家都是‘为国家而唱歌’。”
广州军区空军某场站的士兵表示，大部分服役时间相当枯燥，“不过文工团来了，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想去和文艺兵亲近”。
这些对文艺需求最大的地方，在新时期也一度被文工团忽视。多年前，陈先义曾采访过一个从红旗拉普哨口下来的一个班长，“这个士兵说，他从上了哨位到退伍几年都没有下过山。下了山以后，他首先看到一棵绿树，就抱着树痛哭，因为在5000米的雪山上是看不到绿色的。守卫边疆的战士们的生活非常枯燥，一个小型的演出队到这个地方为士兵演出，也是非常鼓舞人的。”
中国文艺市场一步步发展成熟，让文工团从未如此与市场接近。
2013年11月30日晚，上海已经接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奔驰中心，“韩红”、“爱心”的冷光字样与热情的人群在黑暗中隐隐攒动。韩红的个人演唱会如期上演，热火朝天。
2009年9月，韩红被特招入伍，任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级别为专业技术五级，享受正师级待遇。《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在刊出的“空军新添天籁之音”的报道中，韩红被特招入伍一事被赋予的意义是——空政文工团认真落实空军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空军文化建设的意见》，贯彻“培养一批具有国家艺术水准和影响力的文化名人，每个艺术门类要有两名以上全国全军尖子人才”的指导精神，提高“文艺战斗力”。
明星的名气，实际上也都由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春晚正是连接部队与社会的舞台。2011年春晚中，一共32个节目，有文工团人员参与的有15个，占总数的46.9%。此后两年，有文工团演员参与的春晚节目都不少于10个。
商演或社会演出，是大部分部队文工团目前运作情况的一个缩影。
“你得细化，定义清楚哪些商业演出可为，哪些是不可为的。不能因为是商演就不做了。”付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清晰的、制度化的操作标准对于目前的文工团来说最为急需。
付林在担任海政文工团副团长时就提出“大胆迈向社会演出”，“文工团应该创造自己的军队文化的独立品牌，为社会上更多人服务”。
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未得到制度支持，如今，现实已经走在了前面。
“我军跟西方国家的军队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工作、文艺演出历来是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先义介绍，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罗荣桓、钱壮飞等老革命家都上台当演员，罗瑞卿还编过戏。
最早的文工团设置，可追溯至井冈山时期的工农红军宣传队。这支善于传播胜利消息的队伍，彼时就肩负宣传任务，甚至可以直接转化为战斗力：募兵高峰时期，每天每个宣传队员都能够招募来一名红军新战士。和平时期，文工团则聚集了一批艺术家，保存和发展“社会上优秀文艺力量”。
“不光是搞文艺，还要搞宣传，军队文工团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方面军。”唐栋也认为，文工团一场演出“甚至比好多辅导员做一年政治工作都管用”。他见过一些士兵，看完演出之后想转业的不愿意走了，还有人立即写了入党申请书。有士兵甚至把首长家栽的花都拔了，献给来表演的文艺兵。
“为兵服务”、“去基层”，在南方周末记者对多位军内专家的访问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工团功能定位的核心。
“上攀艺术高峰，下为基层服务”则是三十年前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就制定的工作指导思想。恰是这样的思路，让文工团无法闭门造车，一定程度把文工团推入市场竞争中。
结果是，公众看到的文工团和普通士兵看到的文工团形象迥然相异；文工团内部，也因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在事实上已被割裂。是否享受市场资源带来的红利，一条巨大的鸿沟将他们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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