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问题最容易被中央纪委通报？ 不仅仅是点背

　　“由于细节被隐去，很多案例才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给人‘有点背’的感觉。如果深究，很少有被冤枉的。”

　　中央纪委通报的尺度

　　——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剖析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高尔夫球在发展成另一种饭局时被警醒。

　　2013年12月17日，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孙国庆用公款打高尔夫球被中央纪委通报。

　　“饭局在官场承担着某些功能，现在饭局少了，这些功能就需要找新的载体，比如打高尔夫。”安徽省一地级市官员张刚告诉廉政瞭望，他认为打球上通报不冤，更何况还有很多细节未知。

　　这是中央纪委今年通报的第四批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之一。截至2013年11月底，全国共查处该类案例2.1万余起，处理2.5万余人，但中央纪委一共只通报了32起，可以称得上是千里挑一。

　　背后细节令人咋舌

　　既然千里挑一，当然得有一定的标准。

　　“通报是一种手段，首先考虑的是震慑力，要在案例与现实习惯认识中形成张力、形成反差，在思想上敲警钟。”湖南省纪委一名官员告诉记者。

　　他戏称，琼中县财政局局长公款宴请私人被通报处理后，很多官员可能有“一头撞上墙”的感觉。

　　也有如打高尔夫案例，通报需要点出新情况、新问题。

　　2013年中秋节前，中粮肉食公司以“试吃”为名行送礼之实，就是在“八项规定”之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情况。

　　社会影响大，回应关切也是选择标准之一。

　　32个案例中，有18个此前因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与热议。中央纪委第一批通报的6个案例几乎全部如此。

　　比如被通报的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少强。因为“一顿晚餐洋酒七八万”、“仅红酒就喝了12瓶”，被称为“洋酒哥”；又因为后来辩解说其中6个是空瓶，用来“学习红酒知识”，被称为“学酒哥”。舆论、社会影响之大，让珠海公务员聚餐面前不敢摆酒杯。

　　花费近2万元公款购置高档酒的江苏镇江新区环保局局长戴群，在被中央纪委通报之前，已经被江苏省纪委通报，称“此事经网络曝光后，戴群在接受采访时，隐瞒事实真相，致使网络舆情恶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还有的案例本身性质比较恶劣。

　　在中央纪委通报中，吉林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诚谦违纪的内容不超过100字，称其“会议期间违规饮酒、收送礼品”，但背后的细节却让人咋舌。

　　张诚谦8月在延边农商行主持召开吉林农信社党建工作现场会，在喝酒之余，观看延边农商行女子仪仗队队列表演。据称该仪仗队步伐统一、口号嘹亮、动作标准，是军事化管理的成果。

　　“由于细节被隐去，很多案例才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给人‘有点背’的感觉。如果深究，很少有冤枉的”。上述官员告诉记者。

　　没有一例楼堂馆所违规

　　什么问题最容易被中央纪委通报？

　　32起典型案例中，有12起是公款大吃大喝，超过三分之一。其次是 “其他”（中央纪委在统计违反“八项规定”问题时的一个分类）问题，占了10起，包括公款打高尔夫球、办比赛、发月饼、参加娱乐活动、发补贴等。

　　截至目前，楼堂馆所违规问题尚没有一起被通报。

　　公款吃喝是几十年、近百个文件“管不住的一张嘴”，是“四风”问题以及众多官场潜规则滋生的土壤，中央纪委着力整治这方面的问题，显然具有“伐木立信”之威。

　　放大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纪委通报的典型问题，情况就有所不同。

　　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收集了全国省级纪委通报的271个案例，楼堂馆所违规问题仍然最少，只有1例。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约法三章”的第一条就是“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此类违规问题的出现。

　　公款大吃大喝问题在各省市自治区纪委通报中只有19起，仅比楼堂馆所违规问题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与地方认识的不同。越到基层，对公款吃喝问题的界定越模糊，很少有明确的区分。”一名不愿具名的专家称。

　　各省市区纪委通报问题中，“其他”项最多，有110起。这里面主要包括赌博、上班玩游戏、吃拿卡要、违规发放过节费等风纪问题。

　　也有个人素质问题。2013年7月，安徽五河县东刘集镇副镇长工作日午间饮酒后，与理发店老板发生争执。随后，其儿子带领一群社会青年到理发店实施打砸，致使店内物品严重损坏。

　　“其他”之外，违规用车问题最多，有65起。这其中近一半同时存在交通事故。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九龙乡乡长酒驾，造成一人死亡，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撤职处分。

　　链接：“中央纪委大通报”

　　“八项规定”剑指作风建设，这是中国历届领导班子重视且反复强调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在2013年4次通报中体现明显，历年中央纪委通报中也有迹可循。

　　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2013年见诸媒体报道的中央纪委通报共123次。123次通报中有23次与工作作风有关，占19%。其中包括，借大办婚丧事宜收受礼金、组团出境考察违纪及违规搭建房屋等方面问题。

　　其中1995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的第三年，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反腐斗争浪潮。

　　这一年，针对官场出现的公车腐败、公款吃喝、虚报政绩等现象，中央纪委连续发出14份通报，被称为“中央纪委大通报”。

　　在工作作风有关的通报中，对象不仅包括基层干部，甚至包括部级领导干部。

　　1980年10月17日，时任商业部长王磊在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喝，不照单费用，“一顿客饭交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此事经一名叫“陈爱武”的人举报且调查确定后，被中央纪委通报。

　　在此次通报中，中央提出了“关系户”问题，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歪风邪气，不仅浪费公家资金，破坏国家正常的制度，而且还会助长敲诈之风，腐蚀很多干部。

　　针对官员腐败问题做出的通报，在123次通报中最多，共49次，占40%。

　　2013年1月19日，中央纪委就通报称薄熙来、刘志军等案已移交司法机关。

　　实际上，在1990年6月，中央纪委发出关于铁道部原副部长罗云光等干部被开除党籍的通报之前，鲜有部级干部被通报。但此后，部级官员因违纪被通报的现象趋增。

　　当然，中央纪委的通报，也不仅限于反腐，通报内容还有鼓励实名举报、表扬。

　　统计数据显示，123次通报中，有7次是表扬性通报，涉及某个典型单位或者个人。

　　经中央纪委通报后，其效果立竿见影。2006年11月，以时任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为首，打着公务考察的幌子，10名该院工作人员集体公款赴欧洲旅游。

　　2007年8月，中央纪委通报对此进行了批评，并指安徽省检察院“弄虚作假，对抗组织调查”。中央纪委通报后，安徽省检察院立即召开会议，“要求安徽省检察队伍引以为戒，深刻反思，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