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末年、民国再到新世纪，从上海、南洋再到香港，邵逸夫绝对是一个穿越时空的电影事业家。他的百年人生如果放到中国现代史的坐标中看，无疑是一个传奇。”邵逸夫去世，香港人怎么看？昨日，记者电话专访了香港杂文家、文化评论家陶杰。
他是普通香港人的梦想
人在香港的陶杰昨天刚一上网，就看到邵逸夫去世的消息，“事情来得有点突然，但香港人并不感到意外，关于他的病情有过太多次传言了”。
陶杰告诉记者：“一辈子能过得跟邵逸夫一样，是普通香港人的梦想。每个香港人都觉得邵逸夫一定是前生积福了，所以这辈子他有钱、事业成功，还能通过养生活到107岁这样的年纪。就算他今天去世了，大家仍然觉得他有福气。”
陶杰说，香港人喜欢邵逸夫，因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香港人，“他具有商业眼光，努力打拼事业，始终远离政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片子出炉的时候，邵氏兄弟在上海拍《火烧红莲寺》这样的影片，只讲武侠、妖魔鬼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邵氏在南亚开拓市场，只在当地农村、海滩边放映神鬼电影；在香港，邵氏更是以武打、警匪打天下。”
“也正是因为邵氏始终坚持纯商业的路线，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其事业并无太多干涉，邵逸夫才能参考好莱坞片场制度，建立起一个由土地、导演、演员、美术等元素购成的庞大影视帝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人的经济很困难，平时工作很累，他们没有什么精神价值追求，邵氏的影片很符合他们的胃口。”陶杰说。
邵氏家宴：香港社交圈的骄傲
拿到一张邵逸夫的家宴邀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交圈最值得骄傲的事情。陶杰回忆，“那时候香港新上映的电影都会先送到邵逸夫家里，他的家宴就是试片会，能有资格参加的都是政界、社界、文化界名流”。
陶杰参加过几次邵氏家宴，“香港的政商界名人一起看几部电影，聊天，吃自助餐，方逸华有时候还会唱两首歌，太太们则一起打打麻将。邵氏家宴的模式，颇有民国之风。”
陶杰分析：“最初的香港中式家宴更多是因为初来香港的上海人们彼此间的情感需求，而后宁波人邵逸夫取了家宴的仪式感，又投入了比吃饭谈天更丰富的社交内容，让参与者既感到亲密、又能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同时满足功利与情感的双重需求，让家宴逐渐演变成更有利的社交武器。”
怕票房不够，曾拒绝李安
“邵逸夫生于光绪末年，那个时候宣统都还没登基；后来，他又辗转上海、南洋、香港，四处拍电影。无论是对于中国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的电影事业，称他为‘活化石’一点都不为过。”陶杰感叹于邵逸夫的传奇人生。
不过，向来说话直率的陶杰也对邵氏的纯商业路线表示了批评，“他对香港的贡献主要在商业领域，若说对提高香港文化艺术水准的贡献，倒是有限。”
“邵逸夫的商业嗅觉太过灵敏，什么片子会大卖，他往往可以预计个八九不离十。上世纪90年代，李安拿着《喜宴》的剧本去找邵氏，却因为被怀疑票房不够，而被邵氏拒绝，这事太可惜了。邵氏那么有钱，支持一下有艺术品位的电影有何不可？如果当时他们看中了李安，李安就不属于好莱坞了。”说起这段往事，陶杰有些惋惜。
不过，陶杰也承认，如果没有邵逸夫一手打造的庞大影视帝国，香港也不可能出现李翰祥等好几位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有才气的著名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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