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夫难为 |
基层公务员纠结于工作繁琐待遇低 调查却发现“体制内”人员幸福感最高
近几天,“十五道禁令约束公务员”成为网络热搜词;公务员“收入下降”“80后”公务员辞职自述等引起公众关注。而日前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发布的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显示,体制内人员整体上依然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幸福感从高到低的人群,依次是体制内人员、体制外人员、农民、外来务工者。
体制内人员包括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体制外人员指在外企、私企就业者或个体工商户。值得关注的是,逾七成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认为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专家指出,这说明相关领域的改革还有待深化。
调查报告:年轻人向往体制内
国家卫生计生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介绍,本次调查按照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状况,抽取北京、辽宁、安徽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个县级单位作为全国概率抽样样本点,有效样本5998份。
调查发现,一个家庭幸福与否和家庭成员的健康、收入、安全感、人际关系等8方面休戚相关。不同的职业类型因其连带的收入、声望、压力等,也影响着不同群体的家庭幸福感体验。从职业性质来看,体制内人员比体制外人员、农民、外来务工者幸福感更强。
参与调查的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近年来,众多年轻人投身公务员考试,希望挤进体制内,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事业单位、央企及大型国企等体制内岗位。
北京理工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蔺丽参加了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但未能考中。“我不会放弃,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参加老家的公务员考试了。”很多人和蔺丽一样,他们认为,进入体制内意味着:收入稳定、有保障、有安全感等。
“打工者”说:
房子成影响幸福最主要因素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市里昂贵的房价击碎了很多“打工者”的幸福生活。调查结果发现,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是否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在此次调查的外来务工人员中,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等。
调查时,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所在城市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和没有住房是最大困扰。
调查发现,城市里仅有56.1%的外来务工人员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
被“打败”的公务员
浙江一名基层公务员的纠结
“前两天我和父母提了要辞职,本以为他们能理解,没想到他们惊讶得差点跳起来,坚决反对。”坐在记者面前,在浙江省某事业单位工作了5年的陈洋(化名)又开始纠结起来。
“他们骂我‘是不是脑子坏了,这么好的工作上哪找?’‘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30岁的陈洋说,他实在是做腻了,但作为家里的独子,又不能不顾父母的感受。
陈洋从小学习优秀,最后考取了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一直被父母和亲戚当成成功的例子到处宣讲。陈洋也踌躇满志,打算在单位干一番事业。然而,一进入岗位,他就感觉自己被打败了。
陈洋的岗位是“研究”,然而到单位之后才发现,这个工作主要是写报告。“所谓‘报告’,多数时候就是帮领导总结政绩。”
陈洋说,写报告就绞尽脑汁写“高大上”的形容词。“我以前最讨厌这样的八股文,没有一句是实在的,什么成绩斐然、形势喜人,那些话写完了自己都觉得恶心。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变成自己曾讨厌的人’。”
“而且遇到各种考核、评比和视察的时候会特别忙,常常临下班领导一个电话过来,晚上就得加班赶材料。还没有加班费。”陈洋说,每天围着领导转,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变成了一台机器,每天忙忙碌碌,却浑浑噩噩。
“以前还要参加很多‘应酬’,经常喝吐,胃变得很差。”
从2013年开始,各种禁令导致收入下降。“我们一个月5000多元,以前每个月会发个千把块的超市卡,逢年过节也会有小几千的过节费。但现在超市卡、过节费都没了,连年终奖都可能要大幅缩水。”他说。
陈洋自认为对金钱要求不是很高,但还是觉得这样的收入水平有些“寒碜”。“亲戚们都以为我每月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我都不好意思说实话。”他说,现在同学中在企业上班的都混得比他好。
专家说幸福:有房可住 有病能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表示,调节好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等建设,解决好低收入外来人口住房困难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等普通商品房供应,规范发展住房市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不同层次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
此次调查发现,健康是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首位因素。因此,参与此次调查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为了实现家庭幸福感体验的最大化,需要加强对于社会公正的关注,让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继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各群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建立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抵御潜在的风险,强化其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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