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堵费”和“低污染排放区”
伦敦治理报告显示，无论是在人均GDP、三大产业比例还是能源结构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现阶段的中国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在过去30年间也经历了空前快速的经济增长，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和大量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带来了空气质量的严重退化，并最终引发了2013年大范围持续的“雾霾污染”。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状况随着工业化发展恶化到极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产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将逐渐得到改善。
然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是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教训和经验的总结，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调整，环境、资源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不能坐等“拐点”的到来，而是要吸取教训，尽早行动。
根据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情况，伦敦治理报告指出，“拥堵费”和“低污染排放区”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措施很有借鉴意义。
从2003年开始，伦敦政府采取了收取“拥堵费”的政策以缓解伦敦市中心的拥堵状况，该政策减少了机动车排放对空气的污染，增加了财政收入，为推行其他交通控制措施筹集了资金。
该政策的具体规定是：收费区域为伦敦市中心8.5平方公里区域（现在已扩展到了22平方公里），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至下午6点在收费区域内行驶，需要缴纳10英镑/天的拥挤费用。研究表明，该措施减少了收费区域内26%的交通拥堵。区域内行驶速度增加了5~10公里/小时；2003—2006年，该措施减少了由交通排放的氮氧化物（NOX）、PM10和CO2污染物浓度分别为17%、24%和3%。
此外，伦敦政府在2008年推行了低污染排放区政策，目的是为了加快污染严重车辆的更换速度，促进老旧车辆加装减排装置，降低车辆的污染排放，使伦敦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在低污染排放区内行驶的车辆必须达到一定的排放标准，否则将会被征收费用。
研究结果表明，与低污染排放区以外的区域相比，该措施的执行使得PM10污染浓度下降了约2.46%到3.07%。而且，伦敦的空气质量战略也强调，未来会通过不断提升低排放区的准入门槛，加强对机动车排污的控制。
大气治污仍任重道远
解洪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1952年烟雾事件后的60年间，伦敦政府采取了许多空气治理措施来改善伦敦的空气质量，但伦敦烟雾治理的成功经验主要来自于完善的立法，形成有效的管理模式，推行诸如烟尘控制区、地方空气质量达标管理等有效的管理措施，同时不断改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
解洪兴认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管理机制得以成功运行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及足够的接受过相应教育、培训的人力资源。“英国国家级的环保部门包括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环境局(Environment Agency)等不同的机构。截至2011年3月31日，仅英国环境局就有员工11527人，2010—2011年该部门全年的预算就达到12亿英镑（约合119亿元人民币）。
伴随着英国空气质量的改善，英国的能源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煤炭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从1948年的90%下降到了1998年的17%，而天然气的占比却从0上升到了36%。
有鉴于此，近年来，北京也在对煤炭的消费总量进行控制。2013年8月，北京市颁布《2013—2017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底实现核心区无煤化；到2017年，北京市的燃煤总量将控制在1000万吨以内。北京市还计划显著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到2017年，优质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90%以上，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下降到10%以下，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供应力度与能源平衡进一步加强。
不过，伦敦治理报告最后指出，伦敦60年的空气治理经验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是：治理空气污染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完善的法规，需要政策的支持和人员资金的投入。“尽管伦敦的空气质量和1952年相比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随着欧盟空气质量标准的提高，今天的伦敦仍然未达到欧盟空气质量标准的要求。伦敦的经验似乎也在宣告，在应对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道路上没有捷径，需要长期的控制策略和持续的努力。”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由十家中国清洁空气领域的核心科研院所共同发起，拟为中国各省份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一方面推广国内外先进的理念、经验、技术、工具，一方面加强省、城市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协作。联盟的目标是支持中国各省份和城市改善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危害。联盟的参与方包括科研院所、相关省市、以及关注清洁空气的公益机构和相关企业等。十家发起机构包括清华大学、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能源基金会是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的发起支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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