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在中央八项规定下，一些公务员的“额外福利”没了，着实体会了一把“过裸年”的感觉。各地公务员关于待遇差、收入低的吐槽也随之而来。
广州一家市直机关副科级干部陈铭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晒出自己的收入：每月拿到手的钱大概6000元，加上每月住房补贴600余元以及住房公积金约1800元，总共算下来月收入为8000多元，一年总收入约为10万元。
陈铭说，近10年来自己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上涨。十一年前刚做公务员的时候，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就已经达到5000多元，而现在每个月也才6000多块钱。“十一年了，这其中的通货膨胀不知道是多少倍，广州工资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
不过，这样的诉苦却很难得到外界的认同。原因就是公务员除了明的收入，还有一些“暗的收入”。这种“暗收入”既包括原来单位内部的隐性福利，也包括以“灰色收入”面貌存在的另一种“福利”。当然，在八项规定下，各地显然都受到不小影响。
一年几万外快没了
在湖北西部某县当副镇长的王志键说，禁令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公款吃喝不能随便享用、领导用车也没那么方便。“俺们年终的两箱柑子、年夜饭也没有了。”
长三角某地级市局级机关公务员张伟说，原来一个季度有300元的购物卡，年终年货有个四五百元，新年红包有1000元，节日红包有1000~2000元，现在这些全没了。以前到外面吃饭都是到酒店，现在都不敢去。
相比这些内部隐性福利，外部的“灰色收入”变化也不少。曾经在执法一线工作的张伟说，以前一年能有1万元左右，现在这块没了。
春节期间，长三角某富裕县级市一位法警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以前，他所在法院的法警们经常受下面乡镇之邀前去“撑台面”，比如维护拆迁秩序。往往一月能从乡镇政府拿到2000元左右的红包。八项规定出台后，这种任务基本没有了，“一年少了这么一笔收入，心里空落落的”。
湖北某地级市公安系统一位负责人向本报记者坦言，“风声”太紧，现在不仅现金不敢收，就连千元面值的购物卡也不敢接受了，“顶多拿点烟酒”。
不过，据本报记者观察，烟酒价格却不菲。尤其是香烟，一般而言，在湖北官场，送礼只有“黄鹤楼1916”才拿得出手。这款奢侈品香烟售价高达1800元/条。
这样的变化对部分商贸行业也产生了影响，以往不管是单位发放的福利还是外部送礼，购物卡是很重要的一块，如今在禁令之下，购物卡的发行方—百货企业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早在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便转发了中国人民银行等7个部门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明确，一次性购买1万元及以上不记名商业预付卡（即购物卡）的单位或个人应进行实名登记，且记名商业预付卡面值不超过5000元。
尽管对购物卡实行实名制可以精准打击“购物卡腐败”，但当时的成效并不明显。以武汉商界发卡大户鄂武商A为例，公司2011年年报显示，当年预收款项为19.6亿元，这一数据到了2012年不降反增，并猛增至30.2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报表显示的预收款项主要是未消费的预付卡余额，而已消费的则转为销售收入。
鄂武商A2013年三季报显示，其预收款项为35.7亿元，与2012年全年数据相比，去年前三季度，购物卡销售额仅增长了5亿元，增速有较大幅度放缓。
一位工程建设商对本报称，近年来，几乎每年要购买20万元左右的购物卡“打点”各路官员，但今年以来，明显感觉官员们都忌讳接受购物卡馈赠了，“去年初购买的20万元武商一卡通购物卡目前仍有12万元没送出去”。
不过，在广东省人大代表、广百股份副总经理谭燕红看来，禁令对整个行业的影响是一样的，并不会专门对某个企业造成特别大影响。“大家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现在就算是亲戚之间，也有送卡的，因为用起来方便。”
制约几何？
在采访中，不少公务员认为，八项规定虽然杜绝了内部的一些隐性福利，但要完全禁绝额外收入也很难。
“如果你说现在都没啥灰色收入了，那肯定没人相信。”长三角一名公务员说，在一些系统，上头来检查工作，除了吃喝住玩，红包自然也是必不可少。“被抓到的是运气差。”
王志键说，去年其所在镇接待前来考察的帮扶单位30多批。“原因无外乎想人家给点帮扶资金。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跑部钱进，送礼等就在所难免。”
南方一家中小企业负责人说，逢年过节给相关监管部门的人送红包仍然照旧，“跟这些执法、监管部门搞好关系没坏处。”
“该送的照送，因为本来这东西就是隐蔽的。只是这送礼不是谁都会送的。要送也是送领导，送手中有权的人吧。”前述长三角公务员说。
王志键说，相比单位内部的隐性福利，外部的灰色收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一般而言 ，拥有执法权和审批权的单位灰色收入才会多，而一些普通政府部门尤其是“冷衙门”的普通公务员，不大可能有外部的灰色收入。
“社会对普通公务员和掌握权力又搞腐败的少数人应该分别对待。”广州市直机关某公务员陈刚说，人们只有理性看待公务员群体才有利于推进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陈铭则表示，灰色收入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空间较大。“我有在小地方当公务员的朋友，虽然每月工资只有四五千块，但却能开价格不菲的车。”陈铭说，在广州这样政府管理走在较前面的地方，公务员要有灰色收入其实很难。
几位公务员均认为，中央的禁令是立竿见影的，但要完全规范住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队伍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仍需要在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改革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陈铭认为，公务员的收入应当公开透明化，“这样能消除外界的猜忌和误会，也能加强监督。”他说，很多考公务员的人实际上并不熟悉这个行业，和社会上很多其他民众一样，认为公务员的收入高、灰色收入多。应届毕业生容易受这种观念误导而选择从事这一行业，但很多人真正进来后，会发现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
“我想如果公务员一天到晚干活，一年拿多少钱，有哪些权力，都在阳光下，哪怕年薪二十万，也不会有多少人反对。”张伟说，社会上对公务员有很多非议，一是权力太不透明，二是收入不透明，而且很多人还不干事。“所以基本思路就是减员、增薪、加压及加强监督。”
他说，像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领导，工资收入太低，就想着从其他地方捞钱。比如抓个赌博的，随便罚个几千块。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王志键说，在中西部的基层，事务性公务员和政务性的领导应该分开看，管好领导、制约领导尤其是一把手才是根本，因为大家都说“钱都是他们吃了花了的”。
如何提高活力？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邵晓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为什么公务员一提涨薪就反对者众？就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公务员虽然台前拿得不多，但台后捞得多。坚持晒一晒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把不该有的福利都砍了，加快收入与养老、医疗等制度的改革力度和速度，适时建立合理可行的公务员退出机制等。
“官僚体制的一个弊端就是膨胀。”王志键说，局长想让副局长干活，副局长想让科长做，科长想让股长做，股长让小年轻去做，小年轻让没编制的搞。到最后，很多机关一大堆临时工，而且还拼命在招公务员。目前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很多机关大家最精通的业务就是推诿扯皮，事情来了不是想怎么搞好而是想着怎么推掉。
因此，加快推进公务员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十分重要。新华社11日的一篇报道指出，公务员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种隐性福利超过常人。除此之外，公务员在养老、医疗、住房、户籍等方面一直享有超过正常水平的福利。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也有利于促进公务员队伍和社会之间的流动，保持整个队伍的活力。“我就热切期盼养老能并轨，那样辞职去企业就没啥后顾之忧。”东部某特大城市市直机关一位公务员说。就在12日，她刚刚得知了当地公务员加薪方案已经获批。
在公务员普遍抱怨工资偏低时，一些公务员则对职业自豪感产生质疑。公务员李辉说，连着好几年春节的同学聚会都羞于现身，“我的收入与很多其他行业的同学差距越来越大，以前是他们羡慕我，现在情况不同了，差太远也不好意思聚会了。”
陈铭则表示，自己身边不少公务员朋友都在动摇。陈铭分析称，80~85后这个年龄段的公务员大多具有想法，动摇的人也最多，70后因入行很久，很少有什么想法，85后则大多刚刚入行，产生动摇的也比较少。
尽管产生职业信念动摇的人不少，陈铭说，真正离开的人不多，一方面因为公务员跳槽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所积累的人脉和学到的知识对其他行业来说用处并不大，只有那些与市场联系密切或具有专业技能的岗位才有机会跳槽到别的行业。陈铭举例说，自己身边的两位被企业高薪相聘的公务员朋友，原本所做的事情都是跟企业有关的。
另一方面，出于风险的考虑，许多公务员在离开与坚守之间犹豫不决。陈铭说，上述被企业高薪相中的朋友中，其中一人在企业开出其现在收入4倍的年薪之后仍在犹豫。“因为是铁饭碗，出去有风险，很多人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还有人是因为米缸效应，在其中越刨越深而难以脱身。”
（文中所涉公务员均为化名）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