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十字路口
张慕礼比莫言大三岁,如今头发稀疏,身形消瘦。他说:“国家所有的运动,我都摊上了,奋斗了一辈子,依旧两手空空。”
小学班上,他坐在莫言后面。文革时,由于校长妻子是资本家出身,他们经常把校长揪出来,让他低头认罪,“怎么能阶级不分呢?”
他们在街上经常跟人对口号。
“将革命——”
“进行到底!”
“毛主席——”
“万岁!”
他们喊上句,别人对下句;如果答不上来,就不让走。
他说现在来看是“瞎胡闹,有些幼稚”,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的人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当时都是夜不闭户的,现在人心都复杂了。”
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交集,便各奔前程。张慕礼有两个哥哥,家中不缺劳力,他得以一路读到高中。但几乎所有小伙伴的想法都是——离开家乡。“呆在农村种地能有啥出息?还是得去大城市,才有出息。”
方言军和许为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都出去打工了;莫言通过关系进了高密第五棉油厂,成了临时工司磅员。这是临时工中的美差。然而莫言并没有满足,他曾描述过那时的心境:“白日做梦,也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
莫言拉拢厂里有部队关系的同事,改小了一岁年龄,成功入伍。张慕礼在高一辍学也去参军。
招兵前,莫言找到方言军,拉他一起去。方言军也很想当兵,一是文革遗留的革命热情,二是想到城市落户,不过他父亲死活不同意。方言军也明白,母亲有病,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4个弟弟,他一走,父亲的担子就太重了。
许为明的念头则是稍一出现便自己打消了。他8岁时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养活兄弟三个,生活极为不易。
当兵,成为这些“炮”孩子们的人生路口。这一别过,便永远走上了不同的未来。管谟业后来成了作家莫言,方言军外出修铁路,许为明四处挖煤为生。
许为明先是去吉林挖煤,后来又到了兖州煤矿,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他很满足。他耿耿于怀的是,像他这样四处打工的农村人一开始被称为“盲流”。他觉得自己从未被城市接纳。
煤矿上常有事故、死人,每次下井,都有一种生怕不能活着回到光明世界、又只能在黑暗世界谋生的心惊胆战的绝望。他开始念着家乡的好,又回到了家乡。
在外漂流了15年后,方言军也回到了平安庄。他们到城市落户的心愿没有达成,最终继承父业,包了十几亩地,种小麦,日出即作,日落则息。
只有从军的张慕礼成功把户口转出了农村。他在济南当了6年又3个月工程兵,始终没能提干,便于1979年复员回家,在当地供销社当司机,从此成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他和一个从未谋面的邻村姑娘结了婚,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还有些许土地,张慕礼依然忙着春种秋收,但名义上,他已逃离了乡村。
“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
刚到棉油厂工作时,莫言谎称自己上到初一年级,不想被邻村一个小伙子当众拆穿。这个小伙子名叫张世家,后来成为莫言为数不多的挚友。
张世家住在东风村,离莫言住的平安庄村约3公里,也是个出了名的“炮”孩子。在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莫言寥寥几笔勾画出张世家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
两人在棉油厂相识,一直较着劲。“批林批孔”那几年,两人各显神通,都成为厂里发言代表。
莫言参军后,张世家去乡党委给“秘书”当“秘书”,兼土记者,专为党委书记、乡镇长写报告、讲话稿和典型材料,有时也在报纸上发表几篇“豆腐块”。
时间步入80年代,莫言开始在文坛扬名。张世家写得一点不比莫言少,一年的文稿能装一麻袋,但大都千篇一面。张世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莫言》,文中充满悔恨:“(写的文章)到头来一文不值,后来翻翻,真想大哭一场,这10年我干了些什么?”
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两人酒过三巡,郁郁不得志的张世家发表了一些对官场的愤恨和不满,莫言劝他少说为妙,“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变。”张世家立即回敬说:“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没啥了不起,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写写我们的童年?”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莫言。张世家给他讲了高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莫言很快写出了《红高粱》。莫言曾说:“《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张世家想过当官,但在乡党委十年,深知官路难为。作为具有乡绅气、有理想的乡镇文人,张世家明白自己不适合这条路。县里曾调他去担任报道组长,他也回绝了。
那几年,莫言十分高产,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张世家却放弃了文学梦,烧掉了十几麻袋稿子,走上了创业之路。莫言鼓励他:“树挪死,人挪活,大不了回你的大栏。”后来张世家创立天达药业,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
莫言写了数篇文章为张世家“捧场”,如《天达奇人》《奇人奇药》《故乡的药》《红高粱与张世家》等。张世家对莫言的作品每本必读,并最早预言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出身中医家庭,一直希望莫言能写一本关于乡村医生的书,最后他等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军、许为明和张慕礼,与莫言的交集越来越少。
张慕礼在供销社时,莫言为了清净曾躲在那里写作,两人偶有见面。有一年,张慕礼驾驶供销社解放汽车进京拉塑料,因为没有进京证在通州被拦下。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帮忙,莫言没能帮上,两人坐着聊了一小会,张慕礼就匆匆离去,最终开着空车回到高密。他说,“我知道莫言说了不算。”
1991年,供销社倒闭,张慕礼被分派到高密棉油厂大栏分厂工作,8年后,棉油厂也倒闭了,他成了下岗职工,从2005年开始每月领230元失业金,自己缴纳养老金。
张慕礼有两个儿子。为了把大儿子户口迁入城市,他在儿子13岁那年,找人把孩子年龄改大了6岁。13岁的儿子成了棉油厂的职工,但还是无法上班,由张慕礼的妻子每天替儿子上班。二儿子则是超生,被罚了2000元钱。
两个儿子相继长大,到了结婚的年纪,张慕礼为两个儿子置办家业。2001年,他花4万元为大儿子在高密市买了一处平房,后来又经历了拆迁。10年后,该为二儿子置办婚房,花费已涨到20万元。他拿出所有积蓄,东拼西凑,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2014年1月23日,张慕礼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如释重负:“终于没有饥荒了!”
方言军有二女一子,都已成家,他经营着豆腐坊,含饴弄孙,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闲下来时,他常回忆起被批斗的小学校长,心里有点歉疚,“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说是吧?”
许为明过得比较清苦,几间瓦房内只有一套沙发算是像样的家具。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是诉毛泽东的苦,那时干一年打不着粮食。后来农村大包干就好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过得不好是你自己的事了,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好呢?”他不住强调,“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曾经“逃离农村”的梦想,他们都努力追求过,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他们偶尔也会想起同为“炮”孩子的莫言,“那时能做好伙伴就够了。”方言军脸上挤满了笑容,眼睛望向远处。
除了出了名作家莫言,高密东北乡另一大的变化是,那位逃到台湾的单姓地主在1990年代回来了,捐了近百万元,建了一所小学。他从反面典型变成了爱乡人士。
张世家于2010年4月因肺病辞世,临别时枕边还放着莫言的小说《蛙》。莫言写下一副挽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世家果然真君子;身在商海心系文坛吾兄到底是书生。”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方言军与莫言只见过一面,他远远地与莫言点了下头,微笑致意,莫言也远远地朝他点点头,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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