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10年，土地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房产成为新时代财富象征。就拿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这些“老虎”来说，有媒体梳理就发现，2004年是一个节点，此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大约一半与房地产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八大以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也是这个比例。
当然，贪官多与房子有染，也因房产业需要和一些部门打交道的链条太长有关。据知情人士透露，权钱、权房交易，几乎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诸如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土地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环节。这样，当诸多拥有审批权的部门官员遇上那些唯利是图的地产商，权力变现就成为了可能。早在2007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汪光焘就直言，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已成为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
在2014年广东省“两会”召开前夕，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黄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从目前查办的案件看，土地建设是腐败比较高发的领域。
解决之道
很多专家、学者在给中央献计献策时，希望通过力推财产公开来化解这一问题。房产作为官员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公开之列。他们认为，只要锁定官员房产，比照官员收入，就便于顺藤摸瓜，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
从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高层并未回避这一问题。虽然官员财产公开是大势所趋，但贸然行事可能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从决策层的角度，现在需要重点研究解决两个基础问题：第一，搞清楚官员财产的底数。第二，评估财产公开带来的社会风险。
这其实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是历史呆账如何解决。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的确，房产登记制度一直以来的滞后以及各地联网的缺失，使不少贪腐官员认为，可以“低调”、安全地拥有不断保值增值的房产。国土资源部1月26日表示，在该部地籍管理司加挂不动产登记局牌子。社会各界期望不动产登记，也能发挥倒逼官员如实申报房产信息的作用。
历史呆账的解决，难度比技术问题更大。倪星认为，中国和新加坡不一样，新加坡强调的是精英治理，强调高薪养廉。但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果官员财产太多，社会可能无法接受：官员现在一套房子上千万元，如何向老百姓交代？强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怎么就搞那么多房？
有人提出借鉴香港在1977年特赦非严重贪污的警务人员的做法。认为一个人腐败或几个人偶然的腐败，那是个人品质的问题，但是大范围的腐败，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但香港特赦的做法，显然不适合当下的内地。
目前，中央提出的思路是：推行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试点公开财产。这是中国特色的务实思路。这样一来，10年之内，利用两次换届以及届中调整，让新提任的领导干部率先公开财产，若干年后，存量逐步化解，相当于让他们“洗干净再出来见人”。这也是执政党反思制度缺陷，而给问题官员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大多数公务员估计都有两套甚至3套房子，包括我自己，很正常，过去公家分了一套房改房，用自己的钱合法地又买了一套半套。现在官员都已经做到向组织公开个人资产，房产、股票、子女投资就业什么都知道，不报不行，但不向社会公开，社会各界都意见颇大。”在今年的广东省“两会”上，广东省副检察长黄武实话实说。
黄武的观点是，必须从现在开始，一定范畴内启用新制度，否则永远没法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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