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财经评论员钮文新于21日发表文章《取缔余额宝》，认为余额宝冲击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并未创造价值。这番论断引发许多争议，甚至招致骂声。今日钮文新再次发表文章《回应骂声》，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取缔余额宝，是出于维护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
原标题：回应挨骂
我挨骂了，什么话都有，很惨！可以理解，其实从骂声中，我更多听到的是对银行的怨气。我也经常痛斥银行，但我的立场是实业，我认为，中国的银行业不仅和西方银行业学会了嫌贫爱富，而且学会了如何压榨实业，但风险控制，尊重股东权益、大比例分红的品行反而没有学会。记得，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时，内资银行担心它们会抢走贷款客户。但不曾想，人家来了不抢贷款客户，而抢的是“富人银行业务”。结果，国内银行也开始提高富人服务水准，而小老百姓越来越不入它们的法眼。
当今银行却有这样的特点：所谓“二八特质”。80%的存款是富人创造的，80%的利润是大客户创造的。这样的利益格局，驱使银行必然嫌贫爱富，小老百姓能够获得的银行服务质次价高。如果说，“互联网金融”可以提供质高价低的银行服务、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这些草根服务，那我不仅认同，而且为之欢呼。那才会对传统银行构成平等的、有效的竞争。
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所谓的“互联网金融”仅仅停留在货币市场当中，它们通过构建很高的收益预期和方便的互联网通道，从银行把老百姓存款吸出来，制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紧张（供不应求），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协议定存方式把钱存给银行，并从中渔利。老百姓欢迎，因为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存款收益；余额宝及货币基金高兴，因为它们瞬间获得了巨额集资，并以越来越大的基数获得赢利；银行哭了、渴了，是因为它们的利润被蚕食了。
老百姓只看到了这些。这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判断市场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从参与主体各方利益的立场出发，同时还需要有一个更重要的立场，那就是：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我之所以呼吁“取缔余额宝”，正是出于国家宏观经济利益的立场。有人会问，老百姓的利益不就是国家利益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时却有矛盾。举一个极致一点的案例。“金三角”地区的老百姓几乎以种植鸦片为生，老百姓不管这些鸦片最终变成毒品还是药品，他们只管种了赚点钱。但这样的“赚钱”政府要不要管，无序的种植要不要被取缔？取缔了会不会伤害当地百姓的利益？
那么，站在国家宏观经济立场上，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余额宝商业模式”的对错？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粮食购销系统是垄断经营的，现在有位大亨设计了这样一套玩法：所有老百姓都可以参与，一斤可以参与，1万吨也可以。市场上2元一斤卖粮，而我保证以2.2元一斤收购。同时大亨承诺，日后赚的钱，我只留10%，而余下的利润都将分配给参与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件事可以一夜之间让所有中国人知道，而且大亨有办法让老百姓身不动、膀不摇坐在家里交了钱就等着分红。
一旦上述游戏开始后，会发生什么事？粮食系统的粮食一夜之间就会被卖光，至少粮食市场供应会发生严重短缺对吗？当粮食价格被迫上涨到3元，大亨告诉粮食购销系统，我有粮食，3元一斤卖给你。粮食购销系统为了维系粮食供给，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大亨每斤粮食赚了8毛钱。大亨说，我每斤只留8分钱利润，其余都分配给参与的老百姓。
这时候有人开始为之唱赞歌。说这是“打破粮食购销系统的垄断”，是“推动粮食价格市场化”，是“让所有老百姓都有资格参与粮食购销并从中受益”。
这样的说法对吗？这不是绑架公众利益、并打着改革的旗帜干坏事吗？这不是粮食市场操纵吗？政府不该管吗？我想用不着我多说，大家自有公论。不幸的是，这件事发生在金融市场，而不是粮食市场。恰恰因为金融市场运行离老百姓很远，所以大家看不清这种行为的后果。我想，如果这样的事情不能得到政府的制止，导致利率的上涨，最终像前文所提的粮食一样，全社会为之买单。我们总以为粮价上涨就是粮价上涨，不关联其他市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粮食价格上涨会引发牙膏、肥皂、猪肉、蔬菜等所有消费品价格上涨。
一样的。银行存款利率上涨，必然引发贷款利率上涨，贷款利率上涨推高企业生产成本，最终必然反映到所有商品价格上。不是这个道理吗？如果是经济学家否认这件事，或者看不懂这件事情，那就是他明显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再从宏观经济意义上讲，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已经非常大了，国际经济的不稳定也正在冲击着中国经济安全。就在中国经济风险如此巨大之时，利率大涨，而且是央行失控下上涨，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一旦中国经济失速，大量企业破产，谁是最大的受害者？是“余额宝”的经营者，还是老百姓？
当然，现在“余额宝们”的危害还小，但这种“钱炒钱，利率越炒越高”的恶性循环趋势却是我们不得不高度关注的事情。其实，这其中谁最受益？还是有钱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变成食利者阶层，这是不是在进一步摧毁一个民族的实业精神？有人会说“你言重了”。可能我言重了，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实在在存在吧？有人会说，量变也不是从“余额宝”开始的呀？不错，但余额宝让浮躁的民族心态以光速深入到了社会最底层，加速了量变对吗？
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一个勤劳致富的民族？还是需要一个投机盛行的民族？这是核心价值观的问题，是金融要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的问题？现在，以余额宝的收益率是2%，还是0.63%来质疑我的观点，但如果深明大义，那2%还是0.63%这个问题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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