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祭日命名：从“遇难同胞”到“死难者”

昨天，不少市民来到江东门纪念馆悼念遇难同胞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记者 顾炜

夏淑琴

赵龙

　　我国将立法确定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昨天，一些细心的南京市民发现，为什么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而不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公祭日”？

　　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详细解释了公祭日名称的由来。据他介绍，“死难者”这三个字的确认几经斟酌，一直到前几天才最终确定。

　　本组撰稿 现代快报记者 毛丽萍

　　动态发布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分组审议“两个决定”草案

　　一致建议将草案交付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

　　分组审议中，与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全国人大代表一致表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声，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是完全必要的。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作出“两个决定”意义重大，将更好地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人们，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两个决定”，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全体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必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必将更加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与会人员完全赞成两个法律案的说明和决定草案，一致建议将决定草案交付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2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作的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委员长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常委会会议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第十九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闭幕会表决。据新华社

　　外交部回应日方相关疑问

　　“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日方有关“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疑问，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言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昨天，有记者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称，日方对中方为何在二战结束69年后才设立国家公祭日抱有疑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国设立相关公祭日有何目的？

　　华春莹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言论，我觉得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二战结束近70年的今天，日本国内仍不时出现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否认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论，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集中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强调牢记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在铭记历史的基础上，维护正义与和平，避免战争惨祸重演。我们敦促日本领导人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切实正视和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停止反复伤害受害国人民感情的错误言行，以诚实态度和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受害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据外交部网站

　　日本政论家积极评价“两日”

　　“这对日本民众同样重要”

　　日本政治评论家本泽二郎26日说，中国拟立法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具有重要意义。

　　本泽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朝鲜半岛和中国民众历史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面对安倍政权的危险动向，受害国应该对国民进行切实的历史教育。中国选择这一时机立法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在清楚地表明反对日本再次走向帝国主义的态度。

　　本泽说，分别确定和设立“两日”不仅对于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同样重要。这也是在向日本民众发出呼吁，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携起手来，对日本政治的错误走向说“不”，共同维护地区以及世界和平。据新华社

　　“遇难”不准确，“同胞”不合适

　　“我们的馆名中用了‘遇难同胞’，但在命名过程中，不断有人反映‘遇难’不够准确，主要是指外延比较宽泛。”朱成山说。

　　他举例说，大文学家冰心有篇著名的散文《小桔灯》，当年她遇到大雪，就在文中写为“遇难”，行走艰难，才找了一盏小桔灯。“她是大文学家，措词很讲究，遇难的名称，虽然叫了多年，我本人也一直觉得不太合适。”朱成山说。

　　据朱成山回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他讨论公祭日事宜时，最先提出的就是“称呼”问题，“法律用词必须非常规范，对我们来说，‘同胞’这个词是准确的，但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国际性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邀请国际人士来，‘遇难同胞’就不太合适。”

　　大家曾建议换成“受难者”

　　否决了“遇难者”后，大家又建议换成“受难者”。

　　“这个词，我觉得更为宽泛，也不赞成。”朱成山说，受伤了、遇到事故了都可以叫做受难者，于是他提出用“死难者”一说。

　　一些专家提出，“死难者”听上去比较难听，过于沉重。但朱成山觉得，“死难者”这个词是最准确的，“3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受伤的人，仅仅是死去的人，‘死难者’最能体现历史、法律的准确性。这个问题不能留遗憾，将来，名称问题比什么都重要。”

　　“殉难者”很快被否定

　　当时，还曾考虑过用“殉难者”这个词。

　　“殉难”一般被解释为“赴难，亦指为国家的危难而献出生命”。南京历史上曾有“壬午殉难”，明朝朱棣攻破南京之后，杀大臣一百二十人，灭方孝孺十族，杀八百七十三人，史称“壬午殉难”。

　　"壬午殉难’也是指血腥屠杀，但我觉得最好不用‘殉难’。”朱成山的理由是，“壬午殉难”是特指在南京玄武门发生事变的血腥屠杀，属“内部矛盾”，南京大屠杀属“民族矛盾”，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大家也认为这个名称欠妥，很快否决。经过反复斟酌，前几天，终于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纪念馆会改名吗？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确定后，会不会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不符？对此，朱成山认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是约定俗成，两者并不矛盾。“公祭日和纪念馆命名是有区别的，更强调法律上的用词准确性。”

　　那么，“国家公祭日”确定后，纪念馆会不会因此改名？朱成山表示，没有这个必要。

　　“死难者”包括哪些人？

　　“12·13”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仅仅是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吗？昨天，朱成山强调，并不是这样的，公祭日悼念的是抗战期间的所有死难者，“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还包括细菌战、化学武器、三光政策等所有遇难的同胞。”

　　之所以定名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他说主要是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抗战期间最集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例，“在公祭日这一天，我们要纪念抗战期间牺牲的所有民众，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南京大屠杀”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2007年，现代快报记者赴美采访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拍下了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刊登在头版显要位置，这也是最早发出的一篇报道。

　　“南京大屠杀”这个词，到底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呢？昨天，朱成山表示，最早应该出现在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但是真正“固化”下来，应该是在东京法庭即远东国际法庭上。

　　1937年8月底，美国记者德丁来到南京。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德丁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城内烧杀淫掠的滔天罪行。作为一名记者，迫切的使命感让他急于把这件事报道出去。然而，当时的南京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一切可能的发稿渠道都被切断。怎么办？去上海！12月15日，德丁几经波折终于乘上美国的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17日一到上海，他就赶紧向美国拍发自己的新闻稿。12月18日，这篇报道登上《纽约时报》的头版。这期报纸至今仍然保存在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2007年，现代快报记者赴美采访时，拍下了这期珍贵的《纽约时报》以及刊登在头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当时是翻译过来的，叫南京的屠杀，后来《大公报》也作出了相应的报道。”昨天，朱成山说，南京大屠杀“固化”下来，应该是在东京法庭上，判决书把南京大屠杀放在了最突出的地方，作为一个专章。“打开东京法庭判决书，前面用了一百字对东京法庭的描述，后面用了两章的篇幅作为一个专章，第一章的题目是攻击南京，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南京大屠杀。”

　　定为“国家公祭”后

　　12·13活动会有哪些变化？

　　规模和层级将提升，会有国家领导人参加

　　12月13日如果能确定为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会有哪些变化？昨天，朱成山表示，具体如何实施还要重新讨论，规模和层级会有提升，可以肯定的是，会有国家领导人参与。

　　朱成山说，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遇难国民，在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并提醒世人不再重蹈覆辙。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无法抹去的伤痛，也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设立国家公祭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首创，而是国际惯例。”朱成山说，如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公祭当日，国家领导人到场献花圈，并公开发表讲话，“这既是对逝者的安慰，也是对生者的警醒。”

　　他表示，这是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以及否定侵略加害的朗朗一击。

　　今后12月13日的纪念活动会有什么变化？朱成山称，目前还没有讨论，“还要重新讨论，规模和层级会有提升。”

　　据介绍，从1994年开始，南京第一次举行悼念活动，采取全城拉警报、放飞和平鸽、献花圈等纪念形式，从2002年开始，单一的悼念活动改为悼念遇难者和祈祷和平双主题，此后一直延续到2013年。

　　朱成山表示，今年12月13日的纪念活动有三点可以肯定：国家领导人参与；一些国际政要、前政要、驻华使节以及国际媒体也要来参加；这样规模的活动，每年都要举行。

　　今年首个“公祭日”

　　我们一定会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今年首个“公祭日”

　　我们一定会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佘子清、余昌祥、岑洪桂等，昨天出席了南京社会各界人士拟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座谈会，大家一致表示，今年第一个“公祭日”，他们一定会去参加。

　　在昨天的会上，夏淑琴一度情绪激动，接连发问，“30万同胞是无辜的，死了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日本右翼）到现在还不敢承认？”

　　岑洪桂今年90岁了，在他的印象中，接触到的日本普通民众都很和善，反对战争、爱好和平，“就是日本右翼不好！”

　　88岁的余昌祥老人说，设立“公祭日”太好了，“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感慨的同时

　　仍有期待

　　首提“国家公祭”者赵龙：

　　感慨的同时

　　仍有期待

　　2005年，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赵龙首次提出将12月13日这天定为国家公祭日。“9年了，一直没有下文，现在终于有了消息，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是感慨和期待。”昨天在座谈会上，赵龙表示。

　　赵龙认为，设立“公祭日”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绝对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

　　赵龙说，除了这个，他还有其他的期待，其中一件，就是建议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升为国家级纪念馆，而不是地方性的，同时纪念馆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我们正在努力。”

　　不是为挑起战事

　　而是为维护和平

　　与会专家：

　　不是为挑起战事

　　而是为维护和平

　　昨天，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座谈会，提及国家拟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时，大家一致认为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对30万遇难者最高级别的祭奠，“通过公祭告慰死者，警示后人，同时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最严厉的谴责和右翼势力的迎头痛击。”

　　他说，在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印象最深的事，除了1994年南京首次全城拉警报，就是这个国家公祭日了，“多年来我对此一直很期待，现在终于要实现了。”

　　“南京大屠杀研究学会”副会长、南师大教授经盛鸿则认为，公祭日的举行，能够进一步扩大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团结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士一起反对日本右翼的错误言行。

　　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徐康英认为，设立“公祭日”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为了维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