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4日下午，在吉隆坡一间咖啡馆内，张福明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4个小时的专访。舒适的环境，让张福明最近颇为紧张的神经得到了一些放松。他担任人民公正党副主席的秘书，又是扎哈里的朋友。正处在漩涡之中。作为在吉隆坡当地出生的第三代华人，张福明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他更习惯于用英文和马来语交谈。
两年之前，在一个服务社区的活动结束时分，张福明看到一位马来当地男士在清扫现场的垃圾，他便上前与之交谈，他得知此人便是马航的机长扎哈里，一位是驾驶波音777飞机的机长，拥有30年的飞行经验，也同时是马航许多飞行员的教官。所以，熟悉之后，友人们经常昵称扎哈里为“Captain”（机长）。
而在他们认识后不久，扎哈里也带着他的夫人参加了一个朋友们的活动。张福明由此得知，扎哈里有三个孩子，大儿子30岁，二女儿24岁左右，小儿子20左右，扎哈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主妇，40多岁，她并没有出来工作，并且那时张也得知扎哈里的大儿子那时已经给他家生了一个孙子。所以后来聚会时常常有友人跟扎哈里开玩笑说，“Captain”结婚结得太早了，“这么早就做了祖父。”
本周，有人将扎哈里与一年轻着马来民族服装的紫衣女子及小孩的合影发布于网络，称这是他的一家合影。张福明表示，那位年轻的身穿马来民族服装的女士并非是扎哈里的夫人，张福明推断，前述合影应该拍摄于去年马来人的新年期间，“应该是扎哈里的亲朋以及他们的小孩，并非是他的家人合影。”
在相识之后的两年间，张福明也也经常与扎哈里一起相约聚餐，扎哈里热爱美食，他们聚会的地方常常是各种小店，有时就是在户外的夜间排挡摊，每次他们都会畅聊两三个小时，“我们的聚会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有空我们就会聚聚。好朋友在一起聚会，一定是看重质量而不看重数量。”张福明回忆。
在张福明的手机里，还保存了一张扎哈里发给他的正在制作马来传统美食Ketupat（一种当地饭团）的照片，张福明非常喜欢这种食物，所以大约10天以后，扎哈里亲自把他手工制作的Ketupat送给了他，他觉得“Captain”很贴心。
MH370失联后，身在泰国得知此消息的张福明惊愕万分，他将一张他与扎哈里的合影找出来，上传到推特，以此表达对于失踪友人的关切，在这张照片中，扎哈里身穿一件黑色T恤，上面写着“DEMOCRACY DEAD”（民主已死）的字母，后来这张合影被广泛传阅，这位机长由此被解读为“狂热的政治分子”以及“劫机嫌疑者”，而张福明也被一些机长好友所指责，他们指责他为机长贴上了某种政治嫌疑的标签。
而张福明认为，这些解读是没有任何证据的，相反，他认为扎哈里是人民公正党里的一位普通党员，“他是一位Sleeping Member（沉睡的成员）。”在阳光充裕的下午，张福明一脸沉着地告诉本报记者。
在张福明看来，去年大选时，反对党获得比执政党国阵更多的选票，却依旧无法改变国阵是马来西亚执政党的这一固定局势，这一点当然也为扎哈里所意识到，“扎哈里看到了马来西亚的这种现状，他确实也希望马来西亚社会变得更民主更美好，但是，这并不能够证明他就是盲目崇拜反对党以及安瓦尔的人。更何况，不仅扎哈里是这么想的，所有的反对党的普通党员以及支持者都是这么想的，我们都想改变一点什么。”
不仅如此，生活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张福明认为，机长扎哈里跟他一样，对各个种族都有一种包容的心态，“这种精神上的联接和认同，也是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的原因。我们并不认为种族不同会带来交流与看法的障碍，我们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他告诉本报记者。
并且，在MH370失联事件发生前，张福明以及扎哈里的很多友人都已经知道这位机长的家中有飞行模拟器，扎哈里也曾力邀张福明到他位于雪兰莪州（Selangor）莎阿南区（Shah Alam）Laman Seri小区的家中去驾驶飞行模拟器，但因为张福明在国会的工作过于繁忙，未能成行。
张福明也对本报记者确认，扎哈里有两个住址，一个是位于USJ Subang一带，另一个就是前述Laman Seri小区，“我知道的是，在飞机失联事件发生以前，他一直在这两个住址轮流居住，他在USJ Subang居住了二三十年，然后又购买了Laman Seri小区的独立洋房，并不存在外界说的在失联事件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前后故意搬家的问题。”张福明强调。
在失联时间发生近20天，张福明从未中断过希望，他希望他的好友扎哈里以及飞机上所有的人能够生存下来，“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也做好了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准备。”
不管飞机有没有找到，不管扎哈里人在何处，张福明说，都准备去学习驾驶好友的飞行模拟器。
“无论媒体如何报道，无论消息如何更新，我到现在都认为我的朋友扎哈里不是劫机的恐怖分子。相反，如果飞机出现某种危急情况，他会尽他所能保证机上全部乘客的安全。”张福明说。（相关采访详见3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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