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记者 张维
倡导反歧视及平等机会的民间公益组织—广州众一行26日发布了一篇题为《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下的制度性歧视》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现行的《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体检标准》）中，对近2亿的健康弱势人群，包括艾滋病感染者（78万）、血液病患者（以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广东1000万）、糖尿病患者（9700万）、听力（1263万）、视力（2054万）障碍者的平等就业权利产生影响。
此外，因《体检标准》对妇女的过度检查以及事业单位招考等也参考适用，“因此受限制的人群数量将无法估计，如此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亟待社会关注。”报告称。
大量民间行动已指向《体检标准》
近年来,已有多例考生因体检结果不符合《体检标准》被行政机关拒之门外的案例。
2010年2月，大学毕业生小周、小谢、小唐因在佛山市公务员考试体检中被查出“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而遭拒录，三人不满人事部门的健康歧视，将佛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此案被称为“中国基因歧视第一案”。
2011年到2012年，视障大学生宣海屡次报考安徽省公务员考试都未能顺利参加考试，愤怒的他在2012年4月将安徽省人社厅告上法庭，被媒体称为“全国公考残疾歧视第一案”。
2010年10月，小吴应聘安庆市教育局教师，通过笔记面试进入体检环节。在体检中他被检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因为招录公告规定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而被拒绝录用。
2011年11月，513名糖尿病患者及家属的建议书正式寄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卫生部，建议主管部门修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下称《标准》），取消对糖尿病患者的限制条款。
2012年11月，武汉大学生们在湖北省劳动厅门口表演“公务员考试男女不平等，不做妇检”的行为艺术，抗议女大学生参加公务员考试体检被要求妇检。
2013年5月，助残日前夕志愿者在合肥开展“快闪”活动，呼吁公考体检标准为视障人士松绑。
众一行机构总干事郭彬表示：“大量的民间行动已经指向《体检标准》的不合理规定，要求人社部和卫计委对其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规定做出删除或修改。”
《体检标准》涉嫌违反多部法律
据悉，自2004年，《体检标准》已有过几次大的修改，最后一次修改是2010年3月。
虽然屡经修订和完善，但仍存在大量针对艾滋病感染者、血液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听力、视力障碍者和妇女等的限制性要求。“屡次修改，体现了社会意识的不断进步和国家制度的不断改善。看到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与社会大众和行政部门一起寻求解决办法，消除制度性就业歧视。”郭彬补充道。
报告指出，《体检标准》的要求和规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涉嫌违反了我国政府签署和批准的诸如《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不歧视准则。同时，也违背我国现行的《宪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残疾人保障法》、《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等对求职者平等就业权和人格尊严的保护条款。
“待招录的公务员岗位要求，并不必然与这些疾病相关，换言之，即使患有上述疾病也并不会影响其正常履职。”报告称。尤其是对“已婚女性作外阴部检查、阴道窥器检查及阴道-腹部双合诊检查和未婚女性作外阴部检查、直肠-腹部双合诊检查，及月经初潮年龄、周期、出血量、持续时间等”项目的询问与检查与工作岗位的要求并无必然联系，实属多余，不仅侵犯了受影响人群的平等就业权，也侵犯了隐私权。而且，这些受限制人群（即使是传染性疾病），经医学判断日常接触并不会传染、并不会对他人的公共健康造成危害，《体检标准》对此做出限制，并不合理。
报告认为，“我国的公务员体检标准，实际上是各种公务员职位对身体条件的特殊性要求集合，而非所有公务员职位对身体条件的共同性要求的集合。”
修改《体检标准》正当时
郭彬表示，“在国家消除就业歧视政策不断出台的情况下，基于政府致力于消除就业歧视的决心和愿望，推动修改《体检标准》消除制度性歧视的历史时刻已经来到。”
报告的执笔人之一、众一行机构研究员黄诗欣认为，行政执法不力导致歧视行为缺少制裁。行政执法机关不能既做法官，又做运动员。司法理念对于歧视案件的处理态度消极落后。此外，社会群体的反歧视与权利意识仍较淡薄，间接助长了歧视现象。
如何能够有效消除以《体检标准》为代表的“制度性歧视”，报告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借鉴香港地区的反歧视理念和制度经验，构建完备的反歧视法律体系。修改和完善《体检标准》，在加强社会和舆论监督的前提下，畅通救济渠道，并积极推动反歧视立法。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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