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落马的30名国企厅官素描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2013年9月12日，天津市纪委通报，天津燃气集团总经理金建平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中，这条消息并不起眼，但细细咀嚼个中细节，仍值得玩味。除了金建平是裸官，曾试图潜逃国外未遂外，他还被曝与中石油关系紧密。2010年8月，中石油天津天然气管道公司成立。当时出席仪式的，还有如今同样涉嫌违纪的中石油副总李华林。
时至今日，国企反腐依旧抢夺公众眼球。与此同时，中央打国企大老虎的新策，落马国企高管的个性特征及腐败手段，也随个案的披露逐渐清晰。对集体腐败一网打尽，正是反腐新策中突出的特征之一。
反腐“五多”：一网打尽，连根拔起
廉政瞭望记者统计发现，十八大以来落马的厅级及以上国企高管，被公开详细报道的至少有30人。梳理肃贪过程，可总结出“被查一把手多”、“垄断行业多”、“窝案多”、“官商、商商勾结多”、“涉案企业盈利多”的特点，这也反映出当下国企反腐力度之大。
被查的一把手多，是最直观的特点。30名贪腐高管中，23人为一把手。职务最高者，为中石油原董事长、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
从央企到地方，被查高管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掌舵”。一年多来，石油、钢铁、煤炭、电力、通信、航空等行业均有高管落马，还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引出另一个特点：窝案多。
盘点央企里发生的窝案，石油系统无疑最具代表性。2013年落马的除了蒋洁敏、时任中石油副总王永春、李华林外，还有中石油原副总裁冉新权、中石油原总地质师王道富、中石油四川石化原总经理栗东生等，而天津燃气集团总经理金建平等也与“石油系”贪腐高管过从甚密。
央企中通信、航运等行业的窝案也颇引人注目。中移动反腐大戏从2009年原总裁张春江落马起从未断过。2013年，广州移动总经理李欣泽等的落马将广东移动董事长徐龙牵出。中国远洋副总裁徐敏杰身陷囹圄，则因中海油运原总经理茅士家等被调查而起。
与此同时，各省对垄断行业腐败的查处力度也在增大。号称“世界最大锡业公司”的云锡集团原掌门人雷毅、“西南和华南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柳钢集团董事长梁景理先后折戟便是证明。而2014年2月，广东电网集团原董事长吴周春的落马，则揭开了电力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
“十八大后对厅级以上国企高管的查处，针对的多是重点领域、关键行业，有些还是过去很少去触碰到的。”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对国企高管的肃贪行动体现出系统治理的思路。“过去曾有人诟病国企反贪是‘蜻蜓点水’，现在任何权力的保护伞都变得苍白了，目标就是一网打尽、连根拔起。对该系统的腐败病毒深入地查杀一遍，为将来制度反腐打下基础。”
官商勾结一向被外界诟病。而这30名落马高管，与官员、商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显现出政商合谋的趋势，这标志着国企反腐进入查处利益集团的深水区。如李春城落马，被曝是由“先进去”的成都工投原董事长戴晓明牵出。李落马后，成都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等又被调查。“商商勾结”方面，石油系高管落马，牵出神秘商人周滨最为典型。
与过去国企腐败会导致亏损的逻辑不同，30名落马高管任职企业中，尽管有中国远洋、云锡等5个处于亏损，但更多企业业绩尚可。如王永春管理的大庆油田，2013年上半年为中石油贡献近半利润。毛志刚执掌的成都银行尽管上市受阻，但2012年净利润较上年仍有5.74%的增幅。
“现在部分垄断国企发展势头不错，高管腐败的手法也更隐蔽，但他们还是被挖出来了，说明反腐横无死角、纵无禁区。核心只有一个，不能用改革和发展的成绩来掩盖问题。”有反腐专家表示。
落马者素描：“英雄”还是“狂人”？
上世纪60年代左右生人，从技术员起家，成长为行业翘楚，多为“明星人物”，性格强势霸道……这幅“落马高管素描图”，勾勒出本刊统计的30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特征。
“与党政官员是块转，哪里需要往哪搬不同，很多国企专业性较强。从基层做起，懂业务，是选拔一把手时考虑的必备素质。”上述专家称。
1980年，22岁的徐敏杰从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毕业，成了一名船长。那时，他一次离家就是6个月，常年在惊涛中搏击，处理货运经济纠纷、和海盗打交道。那时穿越亚丁湾，可没有中国军舰护航，有同事差点被海盗绑架……这些历练，锻炼了他的管理能力和眼光。
郑煤集团原董事长、60后孟中泽也是从基层干起，从基层煤矿技术员、总工、矿长等拾级而上。蒋洁敏亦一度上演了从“修井工人”到国资委主任的“传奇”。
在企业内部，多名落马高管都是改革派，业务和管理水平曾获认可。安徽省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在滁州卷烟厂厂长任上时，曾因成功打造安徽著名卷烟品牌“红三环”，当选2003年该省“十大经济人物”。面对2008年后钢铁全行业性不景气，时任柳钢老总梁景理认为，“行业危机，并非每个企业都糟糕。” 他大力拓展非钢产业，前些年柳钢在全行业亏损潮中仍保持盈利。以至于其落马后，有柳钢员工惋惜“没有他，我的收入没这么高……”
有的落马高管还曾因胆识过人头戴“英雄”桂冠。2007年，陕县支建煤矿发生淹井事件，义煤集团董事长武予鲁敢于抗拒副省长“撤离令”，力主冒着瓦斯爆炸的风险继续救援，终于解救了69名矿工。救援现场，他身穿矿工制服，满头大汗参加抢险的情景被记者拍摄下来，后来，被救矿工代表曹百成，还来到义煤集团，向武予鲁送锦旗及感谢信。
不过，当事业达到巅峰，这群业务尖子强势的一面就有可能演变为骄傲和霸道。如雷毅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在办公室发火训人时，上下三层楼都能听到。就连业务型领导梁景理，也被前班子成员狠批“人太狂”。2009年初，武予鲁下令，将一封举报自己、历数其贪腐罪状的登在内刊《义马矿工报》上。有人认为，他想告诉所有人，你们去告吧，我不怕！
缺乏监督的“强势，会给企业带来祸患，也使自己走上不归路。雷毅力排众议推行、并引以为豪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虽使公司一度有起色，却终因投资失败等败笔不断，造成锡业股份2013年上半年巨亏9.65亿元，雷毅也因涉嫌受贿等被调查。
手段不“高明”，胆子却很大
与人们熟悉的党政官员腐败相比，一些国企高管腐败起来“胆子更大”。
“国企与党政机关的不同在于，它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著名学者邓聿文表示，政府官员还要受纪委制约，受上级和社会监督，而国企这样的监督力度更弱。再加上它面向瞬息万变的市场，客观上也需要一定的集权，这就给国企高管留下了可乘之机。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国企高管腐败“体量往往更大”。一方面，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投资及资金往来量巨大。另一方面，一把手经手这些资金，容易深陷利益迷局。不少人涉案的金额一经曝出，就让人“叹为观止”。
广州、深圳是中移动全国首批TD-LTE（通信行业一种先进技术）试点城市。相关人士透露，“以100万元一个基站来计算，去年广东移动仅TD-LTE基站建设投入就接近100亿元。虽然中移动已强化采购的透明化管理，但省级公司依然有很大的话语权。”去年8月徐龙事发，基站建设腐败正被曝是重要原因。
2007年至2011年，徐敏杰出任在香港上市的中远太平洋总经理。主事期间，徐接连主导了大量的码头投资收购、集装箱租赁管理等。有媒体称，徐此次涉案，即与在中远太平洋任职时有关。其涉案金额涉及38套房产，现金900多万美元。
另一个差异在于涉及面更广。有学者认为，尽管同为利用职权牟利，国企高管腐败形式则更为多样。“招标、采购……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机会。在一些有行政职能的国企，高管还利用审批权等搞交易，甚至在兼并小企业时，说句话就能使对方受益。”
2014年2月，河南省煤层气公司原董事长姜光杰一审获刑15年。其腐败劣迹中就有一项，2011年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收受王姓商人奉上的干股，价值784万元。
近些年查处的高管腐败，其路径更加隐秘。如亲属或关联人设立各种复杂的外部公司、持股相关子公司、虚报成本玩亏损、利用海外投资捞钱等。
本文盘点的30名落马高管中，就有人上演了类似戏码。如徐龙之妻叶倩就参股第三方公司，该公司通过叶的关系接了很多移动的单。中石油窝案爆发后，内部人士称，“中石油在加拿大等几十亿美元收购的项目，之前说是资质良好，开采时才发现资源贫乏。”据称，蒋洁敏被查即与海外收购有关，或涉利益输送。
毛昭晖则对廉政瞭望记者强调，如今许多国企都在改制上市，个中的腐败风险不可小觑。一个典型的内幕交易案例是，2007年底，筹划“公用科技”上市时，筹备负责人谭庆中对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建议购买公用科技。仅此信息，李家人就狂赚1983万元。
不过，30名高管中多数人的贪腐手段并不太“高明”，其行为得逞，更凸显出监督缺位。
2004年，时任海南高速董事长陈波将304亩地低价转让。蹊跷的是，海南高速在当年年报中并未公布土地出让价格，陈波后来还被“带病提拔”，担任海南省国企监事会主席，到2013年2月方落马。此后内审发现，“（海南高速）内部控制具有局限性。”
不久前，安徽军工集团原董事长黄小虎被证实已移送法院审理，这是30名落马高管中，较早被移送司法的一例。随着查案的推进，更多的内幕、更大的老虎将被揪出。2014年，或将成为这些落马高管的“审判年”。
针对垄断行业的反腐风暴还在继续。今年3月1日，最高检宣布，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行业腐败案件仍是查办重点。12天后，中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国玲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在为近期国企反腐力度点赞同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梗阻到底在哪里？”就成了值得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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