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班列车：
还是没有见到他
自3月7日起，每当有人来领取行李，失物招领处的铁门便被打开。
一位穿着暗黄色风衣的男人，脸色沉静地等待着办理流程。
20分钟后，这个留着长发、操着江浙口音的男人提着黑色拉杆箱，走出招领处。“我是代朋友来领行李的。朋友已经不在了。”
那是一个制作精良的行李箱，左侧还留着暗红色血迹。在两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男人拉着它消失在人头攒动的广场里。
阿柱（化名）去世前，准备去杭州打工。这个28岁的云南楚雄武定县的小伙子，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为（打工）这事他们两口子还闹过别扭。”阿柱堂弟告诉早报记者。
阿柱决定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前往杭州。“哥经常跟我们说，出去打工可以挣多一点的钱，让孩子过得好一点。”
他的梦想很小，小得只够满足一个孩子更好的生活。梦想未及出发，他倒在了出发地。
在暴恐事件中遇难的还有王天斌。
这个34岁的男人，养着无业的妻子，和尚未成年的3个孩子—分别是11岁、7岁和6岁。
结婚以前，他是一名火车上的卖货员，终日推着小货车往返于各节车厢。
自从离开昭通镇雄老家，王天斌便一直和妻子生活在曲靖市。婚后，他是一名火车货物装卸工。
照片上的王天斌健壮有力，目光有神。妻子说，他一天可以给家里挣回300块钱。这样的收入，一家人本可衣食无忧。
在死亡之前的每一个夜晚，他会给孩子们辅导简单的作业。在死亡的6个小时前，他告诉妻子，“我会在7点钟坐火车回到曲靖。”
他特意从昆明给父亲带回两桶白酒。
或许是耽误了。10点，妻子给他打电话，无人接听。她在火车站等到晚上最晚一班列车，还是没有见到他。
在昆明市油管桥殡仪馆门前，民政局的领导告诉她和亲友，可以有2到3名直系亲属进入馆内看他。她站在墙角哭，犹豫着是否踏入那道门。
王天斌的父亲赶到殡仪馆，沉默不语。
3月2日是他61岁的生日。这一天，他本来可以喝到儿子从昆明带回来的白酒。
等待认领的行李：
一直保管在失物招领处
依据相关法规，警方对涉刑案物品的处理、发放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多名外地警务人士认为，昆明警方3月2日发放行李的做法，“不够缜密”，证据尚未收集完就发放了，由此可见昆明缺乏成熟的处理机制。
他们指出，昆明暴恐案中的行李发放应该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警方应对每件物品做详细登记并存档，做到可追溯，“因为随着案件侦查的深入，可能会发现案件与此前某物品有关，所以就要求做到可追溯。”
“导致行李发放草率的原因可能有三：经验不足，指挥混乱，迫于死伤者家属的压力。”上述警务人士说，178件遗留物，看起来不多，但这一数字是以大件为计的，一些遗失行李里装有很多物品，而每件物品的品牌、尺寸、颜色等细节都要做详细记录。
“3月7日行李发放的模式，增加了照片辨认，拍照留证等环节，其实，这一套程序早已存在并被执法机关运用，可惜昆明警方在3月2日没有这样做。”
昆明警方负责遗失行李发放工作的民警们说，3月3日后遗失行李的发放，是参照2011年“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工作。
那一年的7月25日起，动车事故中遗留在现场的旅客行李被陆续运送至温州南站。当地政府开辟了一个家属与伤员行李认领的接待处。如果伤员或家属没有找到自己行李，现场将协商赔偿问题，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定的标准是2000元。
虽然越来越多人找回了遗失物品，但仍有部分旅客携带的物品和遇难旅客的遗物失落。7月30日，事故善后处理工作组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出了寻找旅客遗失物品启事，公布了第一批旅客及家人申报遗失物品清单，恳请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朋友共同帮助寻找。
随后，善后处理工作组又分别两次向社会公布了旅客及家人申报遗失物品清单。公告发出后，有些市民拨打了专线电话，提供有关线索。也有人骑着自行车把物品送到失物认领处。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除警方在事发地搜集的行李外，有不少行李散落在周边区域。截至早报记者发稿，当地官方并没有向社会发布“寻找行李”的清单，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官方对遗失行李进行补偿。
昆明铁路局一名负责人说，在遗失行李的处理问题上，暴恐案与动车事故不同，动车事故牵涉的人和遗失的行李都集中在两辆列车上，有固定的人群和确定的遗失地，存在负责赔偿的主体，但暴恐案发生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无法确定谁丢了行李，丢在了哪里等具体细节。
“那属于恐怖事件，我们没有接到补偿的通知”。昆明站一位工作人员昨日告诉早报记者，“3·01”事件中遗失的物品没有补偿，而物品会一直保管在失物招领处，认领、查询工作也将一直持续下去。据介绍，目前物品还是由昆明铁路公安和昆明站工作人员一同负责。再过段时间，行李数量很少时，将转移至昆明站进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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