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诞生、法官职业化改革12年

　　“大法官们如果能在历史上留下声名，靠的是你们写的判决书，而不是你们的著作。”何兵说这番话的时候，最高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当场回应，“我们最高法院已经有这个意向和安排。”

　　中国大法官首度公开亮相，是在2002年。这一年，最高法院全面启动“法官职业化”改革。

　　法官职业化是一项内容庞杂的改革计划，包括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改革法官遴选制度等内容，目标是最终实现“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

　　当年的两件事最具标志性：首批中国大法官颁证，首次国家司法考试举行。

　　2002年3月21日下午，首批41位大法官身披黑色法袍，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

　　在翌日的首届大法官会议上，时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在讲话中阐述他对“大法官”的理解：“大法官不仅是职务和荣誉，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不仅是资历和经验的标志，更重要的是法律专业水平和审判能力的象征。”

　　他希望大法官们能在思想品质、法学涵养、断案经验等方面，成为全体法官的楷模。题中之义，当然包括开庭审案。

　　“我们为之感到自豪的称号是大法官，连肖扬院长也说想要开庭。”在2003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表示，这一年他给自己定了审案2到4起的任务。

　　2007年3月，最高法院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完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制度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各级法院院长、副院长等，除参加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以外，“每年都应当参加合议庭或者担任独任法官审理案件”。

　　法官职业化的一个对立面，是法院的行政化。不仅仅是大法官，各级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不审案子的，也不在少数。

　　最高法院一位庭长承认，因为事务性工作很多，他会亲自看案卷提意见，但确实已经多年没审过案子；而大法官们比他担任的职务更高，自然审案更少。

　　这些带“长”的法官的职能转变，是检验职业化改革的直接标尺。

　　审批案件、审判委员会—这些过去院长、庭长参与“审判”的重要方式，恰恰是十余年来法官职业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目标都指向：回归审判庭。

　　在最高法院院长第一个任期内（1999年至2003年）五个法院工作报告中，肖扬几乎年年强调：要逐步改变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做法，院长、庭长要带头担任审判长或审判员直接参与审判。院长庭长审案的要求，更早还可追溯到1998年的法院“一五改革纲要”。

　　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11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及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强调“推进完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或审判委员会直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

　　肖扬和孟建柱都强调的“直接”，不仅在于审理，更在于裁判。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浙江一位基层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基层法院，副院长们审案已经常态化了，副院长多的一年要审10多起案件。他还认为，当涉及地方保护问题时，“院长审案肯定跟一般法官不一样”。

　　有的地方走得更远。2013年，佛山、深圳等地启动审判长负责制改革，淡化法院庭长、副庭长的行政色彩，由审判长亲自审案并签发判决。2013年底，珠海新成立的横琴法院，甚至直接不设审判庭，且全面取消案件审批制。

　　不过，或许改革只能先易后难。时至今日，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一把手普遍不审案，依然是个问题。

　　大法官不审案的现象尤为突出：在任的大法官通常稳定在四十多人左右，32个地方高院的院长占据了大半。

　　“这说明法官职业化改革还不够深入，有继续改革的空间。”侯猛说。

　　2013年4月，新上任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召集专家律师研讨“提升司法公信力”。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直言：法院行政化严重，院长副院长们基本不审案。他希望，以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大法官能够亲自审案，“在历史上留下一些判决书”。

　　“大法官们如果能在历史上留下声名，靠的是你们写的判决书，而不是你们的著作。”何兵说这番话的时候，最高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当场回应，“他说‘我们最高法院已经有这个意向和安排’。”

　　半年后，最高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奚晓明身披法袍，敲响了“3Q大战”庭审的法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