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中央批评过的人事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带病提拔”的人看似要过很多关，其实只要过了一关，其它任何关都不在话下——那就是一把手这关。
3月25日，第七巡视组进驻海南，中央第三轮巡视开始。有媒体分析称，“用人问题”或将成此轮巡视重点。
在此之前10天，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总结此前两轮巡视时说，“有的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问题突出，一些党组织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认识不到位”，要求第三轮巡视“瞪大眼睛发现问题，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前两轮巡视确实发现了不少用人方面的问题。
第七巡视组组长项宗西，是第二轮巡视中第四巡视组组长。今年全国“两会”时，他就介绍称第二轮10个巡视组全部查出用人的问题，“职数是多少？不能超职数、不能超编制、不能随便越级提拔。这些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是我在巡视中发现，就是没有认真执行。”
2月，中央纪委还罕见地公布了第一轮巡视10个巡视点的整改报告，6万多字的10份报告中，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与选人用人问题纠正有关。
“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其他形式腐败的催化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反腐之根在于用人制度，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干部任用制度的关键时期，这也是推进反腐的重要领域。
用人需要思变。1月“仲祖文”在“人民日报”发文称“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实践探索，以更大决心研究破解组织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
循此思路，这一年多以来，中央在人事上批评的人与事，值得梳理。
批评了哪些问题？
买官卖官虽然是干部人事上的“老问题”，但近年来依然有衡阳贿选这样的典型案件，被中央严厉批评。
2013年底，湖南衡阳人大贿选案曝光，涉及56名湖南省人大代表、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如此严重的买官卖官引发中央高层的震怒。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较大篇幅讲到该案，并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当时，他连声追问六个“到哪儿去了？”。
3月，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报告中也重申，代表选举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湖南省衡阳市发生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给我们以深刻警示。
这一年，中央批评的人事问题还有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
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湖北时，就发现武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离任前违规突击提拔19名干部。此外，巡视组还点名批评重庆、江西、中国出版集团等5家单位存在一把手用人监管不严的问题。
而第二轮巡视的三峡集团，被指裙带关系严重。此前，媒体报道称，部分有一定背景的集团亲友都参与到工程建设过程中来，即便不具备工程建设方面的亲友，也能凭借关系拿到项目，再分包出去。
干部职数超编是另一个被重点提出批评的问题。
中央各巡视组反馈显示，中储粮、江西、重庆、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均存在干部职数超编的问题。其中，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一些旗县设有不少处科级非领导职务的问题”。
中组部的通报也尤为关注这方面问题，将山西中阳县职数配备干部案作为典型。2013年，中阳县公安局在已经超配1名副局长和1名副政委的情况下，又任命了6名副职。被查处后，8人全部被免职或被撤销任职决定。
被舆论广为诟病的“一刀切”现象，也引起了中组部的重视。这首先是年龄的“一刀切”。
干部年龄是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一项重要参考标准，但巡视组却发现多地在领导干部任用过程中，对各年龄段干部使用存在误区，导致年轻干部任用不合理、超龄未退等问题纷纷暴露。
这其中，又以重庆问题最为突出。根据中央第五巡视组的反馈报告，重庆曾规定干部的任职和提拔年龄界限，不仅存在干部使用过程中限龄“改非”一刀切，少数国企领导人员到龄未退休等情况，同时还陷入了“区县团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年限偏低，少数地方擅自设定提拔年龄上限”和“年轻干部选拔力度不够”两种现象同时叠加的怪圈之中。
此外，还有选拔方式的“一刀切”，比如“凡提必竞”。
竞争性选拔干部因变“伯乐选马”为“阳光赛马”，在各地大力推广使用，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扭转了用人制度的不正之风，提高了选人用人公信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权力，放大了群众的“话语权”。
但去年中央巡视组在首轮巡视中，却发现竞争性选拔干部在操作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重庆市曾将“竞争上岗”作为内设机构选拔干部的唯一方式；湖北省多地也曾大规模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如黄冈市曾在2010年～2011年2年内，竞争性选拔了2000多名党政干部，选人用人上表现出“凡提必竞”的政策导向。
“公选没有错，但‘凡提必竞’就走向了极端，中央批评的是走偏了的公选。”相关专家分析称。
批评的后果，多地开始整改
来自中央尤其是领导人的批评，给地方带来不小的压力，并纷纷出台相应措施。
2014年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主动报名来衡阳团参与审议。他旁听的两个半小时中，关于破坏选举案的话题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
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于贿选案爆发之后的2013年3月，接替童名谦出任衡阳市委书记，可谓“救火队长”。“去年派我去衡阳前，(省委)书记嘱咐我，衡阳捅的娄子很大，你是临危受命，要把舆论控制好，把社会稳定好。”
衡阳市委党校是贿选案调查办案点之一，该校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截至3月底，调查仍在继续，众多涉案人员仍被集中在该校。
湖南的压力不单单来自这方面。在中央巡视组发现的一系列用人问题上，有舆论称，“湖南省干部选拔任用问题更为突出”。
2月24日上午，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在向湖南反馈意见时称，“对一些干部使用把关不严，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较为突出，机构改革滞后，干部超编超配问题严重”。
在巡视组反馈上述意见的前一天，新华网发布消息称，湖南省直部门72名省管厅级领导干部长期调动工作不转工资关系得到清理纠正，清理规范厅级干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976人，清理机关违规长期借调人员1100多人。
湖南的巡视整改报告还未出来，更多的变化还有待观察。但在第一轮巡视点的整改报告中可以看出，各地都在审慎应对。
例如，对于“凡提必竞”。重庆市、湖北省以及水利部的整改报告都提到，干部选拔中，将不搞“凡提必竞”，不再硬性规定竞争性选拔比例，严格限制“考试专业户”和“火箭提拔”。选拔标准则杜绝“唯分取人”，强调干什么考什么，更注重考察德才、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
对于如何监管一把手，根据巡视组的意见，湖北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进行了责任追究。重庆目前也已研究制定市属国有重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业领导人员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和激励监督。
各地方也开始行动起来，清理干部职数超编问题。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问题清单”更精细化、更具体
不管是中组部通报的侧重点，还是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问题清单”，这一年来，中央批评、关注的人事问题，更为精细化、更有针对性，其对所发现问题的表述也更为详尽。
除了上述重点关注的数方面问题之外，中央第二轮巡视指出部分巡视点的“干部任用工作领导打招呼、拉票跑要之风”、“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裸官’问题突出”等问题，均是“问题清单”趋于精细化的表现。
竹立家指出，“问题清单”越精细，就越有利于相关部门对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就越有利于人民群众对问题的理解和整改的监督。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届中央领导班子的风格。国家要出台一个措施，一定是具体化和精细化的，比如在作风整改过程中要求‘严禁公款买年历’，这些很具体的措施让巡视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强，避免了用宽泛的表述‘大而化之’，导致规定最后‘不了了之’。”竹立家说。
“这也许可以进一步解读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解决干部人事问题思路的转变——集中整治更具体、反映更为强烈的问题。就像中组部说的，‘对这些问题，要以钉钉子精神，以改革的办法，逐项研究、逐个破解’。”相关专家称，这有点类似“‘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上述专家分析称，比如干部职数超编，此前虽然也有提及，但是认为不是大问题，或者不是问题的重点，但中央第二轮巡视中，这被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被提出后，“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中组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称。
有专家向廉政瞭望记者分析称，如果说2002年版《条例》重在创新的话，新《条例》在强调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的同时，更强调规范化，强调创新必须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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