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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美忠在讲课 |
法制晚报讯(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范美忠准备辞职了。
在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唯一的两名学生——一个低头看视频，一个戴着耳机。坐在黑板下的语文老师范美忠自顾低头看书，并不说话。
直到下午的一堂选修课，他才捧起一本《庄子》，向前来听课的五名学生讲述道家思想。兴起时，他会在黑板上疾书、挥舞双手并在提问时露出难得的笑容，“其实我挺喜欢教书的，但学生不爱学，我也没办法。”
这让范美忠决心离开这所已任教9年的学校。事实上，自汶川地震在课堂上先于学生逃生以来，他既未辞职也未遭到解聘。
前不久，韩国“岁月”号船长先于乘客弃船逃生，让“跑跑”一词重回公众视野。汶川地震6周年临近，法制晚报记者与范美忠面对面，试图呈现一个“逃生者”眼中的另一个“逃生者”。
谈船长 确有失职 依法论处不过多批判
FW：韩国“岁月”号客轮开始进水时，代理船长李俊锡首先弃船登上救生艇并获得救援。你看到这条新闻时心里是什么反应?
范美忠：我当时的想法是，一定会有人将我的事和这件事结合起来谈。因为当初谈论我的事就有人把我比喻为船长，这件事也同样涉及到学生，而且当初我也跑了嘛。
FW：你如何看待船长的这一行为?
范美忠：船要沉的话，肯定要让乘客逃生，我觉得船长确有失职。因为沉船逃生涉及操控等，需要船长的专业指导。
但站在我的经历上来分析，我很想知道这个船长是否曾经受过相关的训练。如果他有过职业训练，这样做就是不合适的。如果他没有经过训练，我们也需要反思，逃生训练为什么不到位?
因为人性有很多弱点。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想他能不能负起某个责任。
能否负起责任，除了心理素质和道德高下之外，很多时候与其能力有关。这个能力就是说其是否有类似情景下相关心理素质和如何操作的训练。这就跟我当时一样，因为缺乏逃生经验，地震来临时我和学生一样都会惊恐。等后来再有余震，我们就很平静了。
我觉得船长这件事要依据法律的规定，如果属于违法犯罪，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即可，该判五年判五年，该判十年判十年，也不要做过多批判。
FW：与你当初一样，这位船长现在被称为“李跑跑”，你对“跑跑”一词作何理解?
范美忠：这我还不知道，但我比较反感这样叫。虽然我不认识这个船长，但我认为，首先他依然是有人格的，即使是罪犯也有人格。我们可以道德评论，可以说他不道德，但不可以道德审判。当我们给他起外号，这就是一种道德审判。
其次从法律上来讲，这是一个法律行为，这件事本身是受法律规范的，既然人家违法了，按照法律处理即可，过多的谴责没有意义。
对我个人来说，给我起绰号，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进行道德审判。比如有人贪污了，我没有贪污，所以我获得了道德优越感，我就可以对其任意侮辱，我不这样认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人，这个叫法，将我的一生简化为那么一件事情，这对我的人生也是一种遮蔽。
FW：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当面叫你“范跑跑”吗?
范美忠：肯定会有，朋友有时开玩笑也会这样叫我。有个别的学生也会这样叫，曾有个藏族的女生叫我“跑跑兄”。如果现在见到媒体这样叫我，我会很反感。
FW：船长李俊锡事后向公众致歉，说自己无言以对。你刚才谈到自己的行为与之有些相像，你是否也想过为自己的行为致歉?
范美忠：如果船长认为自己确实有错，致歉是很正常的。如果我认为自己有罪的话，也会道歉。不道歉通常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二是碍于面子不愿道歉，那么我认为自己属于第一种。并不是说船长道歉，态度就比我好了，可能是他真认为自己有错。我不能为了显示我自己态度很好而去道歉。
实际上对我来说，道歉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我在课堂上迟到了，我就会给学生道歉。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阻止一位戴耳机的女生，语气重了些，后来我也对她说对不起。
谈逃生 教育缺失 让孩子不能处险应变
FW：“岁月”号倾斜之后，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反倒是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获救。韩国目前都在反思“服从”文化，你一向主张打破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对此作何解读?
范美忠：客轮倾斜之后，就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机应变，并非一定要有人下达命令才走。这里就涉及到东西方的差异。权威性和服从型人格，会成为我们普遍的特征。东亚文化，都是权威型文化。韩国、日本和中国人，都有服从领头羊的特点，我们习惯了被吩咐去做什么。而欧美文化则不同，会给个人更多自主决策的空间，会经常自主决策。
生存能力应该作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反映了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长久没有赋予孩子身处危险的训练，也跟我们长久以来没有给予孩子自主决策和判断能力有关。因而面对危险时，我们不能随机应变，这个反思是很有意义的。
FW：但也有观点认为，身处客轮之上，获救也需要专业的引导。很难说随机应变就比接受专业引导生还概率大?
范美忠：听从专业引导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没人进行专业引导呢?没有专业指导就应该自主决策。
FW：失事客轮上一名副校长在获救后自杀身亡，并在遗书中称，200多名学生生死未卜，是他策划了这次修学旅行，因此承担所有责任。你如何看待副校长自杀?
范美忠：校长的话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船会沉。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哪怕是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责，我也不认为他有责任。他的自杀，可能主要因为伤亡人数太多而打击太大。在极大的打击之下，他会认为，如果没有修学旅行，就不会沉船，继而产生强烈的内疚感。
谈改变 变得谦卑 引导学生不做道德审判
FW：汶川地震距今已有6年，你是否曾为当初自己的行为而内疚?
范美忠：回过头去看，首先我的行为没有损害别人，其次那是一个瞬间的下意识，而非一个可以理性自控的过程或机会。本来我还可能有点内疚的，当看到将英勇牺牲当做应该的时候，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
我可以内疚，但是我不能因为要求我内疚而内疚。从道德至高的标准来看，我确实应该内疚。但这种标准一定是内心的一种自发的渴望，不是用来要求的。
FW：如果当时你的学生出现伤亡，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范美忠：有伤亡，我会感到悲伤，因为我们长久相处，这是私人情感。但并不代表我有责任，我也不会歉疚。悲伤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歉疚是感觉自己未尽责的事。而且并不是我不想救他们，而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在没有经过演练的情况下，面对地震这种突然事件，我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理性而冷静的人。
FW：当时有很多让你辞职的呼声，这是否带给你工作上的压力?
范美忠：其实我一天都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汶川地震之后学校就放假了，直到当年8月15日才开学。校长曾口头通知将我解聘，并跟我说，如果有媒体采访就说自己被解聘了。如果非要找我麻烦，校长就说学校是灾区，我是到灾区来支教的。
现在我准备辞职去别的学校了，其实我挺喜欢教书的。因为近些年这里的学生不爱学习了，课都很难正常上。
FW：你现在平时都在做些什么?
范美忠：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上课，周六带一个读书会，周日上午在一个培训学校给成年人讲国学。其他时间都和妻子女儿在一起。平时有空了再打打球，看看书。
FW：当初的那场风波，是否让你有所改变?
范美忠：在生活中，我对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之前我很喜欢对他人进行谴责，言辞非常激烈。经历了2008年的事之后，我遭受到当初我对他人一样的道德谴责。自身意识到对他人不应过多地进行道德指责，对他人人性的弱点应该更包容。一旦这样，人就会变得平和，不会觉得别人总不好，世界总不好。
我也曾认为自己很勇敢，但灾难让我认识到并非如此。人在没接受考验之前，往往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评估。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往往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弱点，触摸到更真实的自己，这时会更加谦卑。后来我教文学作品，就特别引导学生，看到《红楼梦》里各种人性，不要做道德审判，无论是对贾瑞、贾琏还是薛蟠。我越来越走向庄子的思想，在悟其中的道，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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