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万祺在京病逝 享年95岁

　　澳门一定要驻军

　　你没有驻军，

　　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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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香港到澳门

　　《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1919年12月12日，我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南岸村。父亲40岁才生我，在为我取名时他想到，乱世中的人们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使百姓能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国泰民安，而《诗经·大雅·行苇》有“寿考维祺”句，《荀子》有“俨然壮然祺然”句，父亲就给我起乳名“阿祺”好了，学名为“万祺”。

　　1934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我一生事业追求发生突然转变的一年。这一年8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辞世。当时，我刚参加初二结业式，正怀抱将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为振兴中华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南岸马氏家族的马合成堂的全部财政经营一向由父亲负责。现在父亲突然病故，几位叔伯都认为我为人忠厚肯干，希望我继承父业管理马合成堂的财产物业。1936年底，我开始真正涉足商场。我为人随和，商运通顺，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坚持原则。

　　1938年，广州沦陷，我经营的信兴、信栈、升平、升昌、永和兴等粮食、土产批发商行被日军炸毁烧光。这时，我并没有悲观消极，我知道红军长征的伟绩，寄予厚望。我在广州沦陷后避居香港，成立泰生行和永裕昌行。1941年12月，日寇铁蹄踏进香港，我创下的一点基业被日寇掠夺，所幸的是，我因处理商务滞留澳门，免遭战祸。

　　香港沦陷后，我又移居澳门。从此，我再也没有离开过澳门。到澳门后，我开始在这里拓展事业，先后在澳门组建了恒丰裕行、和生行、大丰银号等公司。1948年，我加入了澳门最大的民间组织中华总商会。作为中华总商会的负责人之一，在维护澳门工商界正当权益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前面。

　　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是在1954年。那是共和国成立5周年，我以港澳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盛大游行，晚上还同10多万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跳舞观烟花。我长期不能释怀的是，澳门当时还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

　　2

　　我向中央建议澳门一定要驻军

　　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犯罪分子是强大威慑，澳门的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莲花喜爱艳阳天，安定繁荣美景妍，祖国关怀恩义重，前途似锦众心坚。”这是我写的一首诗，也是我对澳门回归以来的总结。1999年12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跨境，威风凛凛地站在受殖民统治百年的澳门土地上时，10多万居民自发地夹道欢迎，场面热烈，不知多少澳门人为此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但许多人不知道，早在澳门即将回归的动议之前，葡萄牙政府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提出，多年来葡方在澳门没有驻军，中方也不能驻军。当时中方一位谈判人员认同葡方这一意见。我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向相关部门负责人表达强烈意见，请即向中央反映，非常坚决要求在澳门驻军—驻军反映国家主权，你没有驻军，有什么事情怎么办，无论多无论少，一定得有驻军，这是国家主权问题。

　　中央接到我对澳门必须驻军的意见后，经过一段时间详细研究，相关部门负责人便转告我，中央同意我的意见，“一定在澳门驻军，请放心”。事后证明，中央驻军澳门的决策与我的看法是相同的。

　　1999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宣布20日，驻澳部队进入澳门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这是近400年来，驻军澳门的第一支中国军队。澳门回归前，治安状况很不好，有条件的家庭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澳门回归以后，治安好了很多，整个社会环境平静、安宁。有驻澳部队做坚强后盾，对犯罪分子是强大威慑，澳门的警察也更有胆量，腰板更硬了。

　　我从上世纪40年代到澳门，至今已有60多年了，期间澳门经历了几多沧桑，几多坎坷，我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对澳门始终不离不弃呢？几十年来，澳门的很多社团是由我负责的，如教育、体育、中华总商会等工作，实在是离不开。我离不开澳门，澳门也需要我。我几十年来所做的这些工作也说不上有什么成就，只是心存爱国爱澳之心，做一些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事。

　　3

　　我与叶剑英和邓小平

　　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

　　我大儿子马有建、二儿子马有恒小学毕业后都被送到内地学习。1965年，马有建在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首钢工作。1967年，叶剑英为了保护马有恒，让他住在家中，并叫他不要外出惹麻烦，并常叫马有建到他家居住，对我的两个儿子关心照顾有如子侄。

　　1967年，为了感激叶帅对两个儿子的照顾，我来到北京拜谒叶帅。当时，已是71岁高龄的叶帅迈着大步在寓所迎接我。叶帅感慨万分，但他对国家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此后，我每年都来内地，看望叶帅等友人。

　　197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宴请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代表，我被邀请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先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几千人的晚宴上，我有幸坐在邓小平先生旁边。那是他第一次和我谈话，我感到很亲切。他谈到国家当时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计划时说，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和社会情况已得到稳定，但国民经济还不是很强大。他希望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团结起来，共同参加祖国的建设。

　　我和邓小平先生的交往后来日益增多。邓小平先生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我们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友谊，我们的下一代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我眼里，邓小平先生不仅是一个老朋友，更是一位伟人。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遗憾的是，邓小平先生作为这一方针的制定者，却未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邓小平先生在九泉之下可以宽慰的是，“一国两制”得到成功实践。我们港澳同胞一直都非常怀念他。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报道》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