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桌，桌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巴掌大的机器、两杯清茶。
张肖楠一身休闲服坐在靠门的扶手椅上，姿势、神情看上去极为随意。他对面，却是一个正襟危坐的男子。两人看似在随意地聊天、喝茶，实际上，这里是检察院，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测谎的暗中较量。
张肖楠是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技术科的一名测谎师，专业称呼是“心理测试师”，专门对反贪案件中的各类当事人进行心理测试。
在上海市的检察系统中，有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心理生理测试鉴定人证书的只有4人，张肖楠是其中之一。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沪检察机关使用测谎的案件从2009年的24件上升到2013年的199件，增加7倍多，今年截至目前已超过60件。
学历越高反应越大
张肖楠工作时几乎不穿检察制服。他工作很特殊，为了让被测人感觉放松，最好还能产生信任，随和的衣着显然更合适。
不过，市检察院技术处的测谎师陈黎则一定会身着正装，“给人以正式专业的感觉，容易产生信任感。”当然，工作开始之前，他们都会向被测试人表明身份。
显然，测谎的房间是特制的。整体是温和的浅色调，墙面都软软的。软软的质地不但能让人容易放松而且还可以防止自伤自残。房间内除了长桌和两张扶手椅外，两个单人沙发和一张茶几在房间最里面组成了一个更为轻松的谈话环境。
和桌子相接的正面墙壁是由镜子构成，经过反射，让这个没有窗的房间明亮而又柔和。镜子也是特制的，就像无数次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样，这是一块单面玻璃。对于隔壁房间来讲，这就是一面玻璃，透过它可以看清楚测谎室内的每个角落。
桌上巴掌大的机器就是测谎仪的主机，长方形的盒子外面有着各种各样的接口。测谎时，这些接口将分别接上呼吸传感器、脉搏传感器、皮电传感器，以及血压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并不奇特，看上去和医疗器械几乎一样。
这些常见的东西通过连接主机以后，将被测试人的心理变化导致的生理反应，转化为曲线图谱显示在软件界面上。
测谎一般分为背景了解、测前谈话、激励测试、正式测试和测后谈话5个环节。事实上，“测谎从一见面就开始了。”陈黎说。
在和被测者见面前，测谎师会根据对被测人的了解及想要确认的内容编写测试题目。这些题目都是以“组”的形式出现，每组问题又包括十余个小问题，测谎师就是通过采集被测者在回答所设计问题时的生理反应，来判断被测人员的心理活动。因此，俗称的“测谎”，事实上是一种心理测试。
在测前谈话环节，测谎师会把这次测试问题全部告诉被测者，以确保被测者不会因为理解或者表达的不同，而影响到面对问题时的真实心理反应，并根据被测者的理解和实际情况修改问题。
正式测试开始前，测谎师会和被测者进行一个被称之为激励测试的小实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刑侦测谎大揭秘》称，这种测试也叫猜数字实验或扑克实验法，这种实验是向被测人证明仪器的性能。比如，拿出几张不同的扑克牌，让被测者选中其中一张，然后测谎师指着扑克牌逐一问被测者，选的是不是这个？被测者被要求统一回答，“不是”。被测者在这一阶段的反应，可以作为个体在说谎时生理反应的一个标尺，这对测谎师根据最终的测试图谱得出检验结论大有助益。“每个人身体各不相同，对说谎时的反应也不相同，测试是被测者自己本身的一个心理比较。”陈黎说。
实践显示，学历背景越高的人，心理测试时说谎反应反而更加强烈。“一方面学历高，更容易接受和配合心理测试，而且对于心理测试的原理和问题的理解度也更高。”张肖楠说。
仪器唱主角微表情辅助
几年前，美剧《LIE TO ME》风靡全球，剧中主人翁利用微表情破案的技巧神乎其神。而测谎似乎就是现实版的《LIE TO ME》，那眨眼、挠鼻、吸气等“微表情”是否真的那么神奇？
“你看过《LIE TO ME》吗？我就是那时候开始研究微表情的，第一季看了很多次。”说起微表情陈黎兴致高昂，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一本《FBI教你读心术》。书内，一些关键地方，用红色笔勾画了出来。比如：“通常，人们还会通过限制自己头部的曝光率来达到隐藏自己的目的，如竖起衣领和低下头，这被称作海龟效应。”
陈黎说，现实肯定没有美剧中的那么神奇，但剧里面的一些情节确实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不过，这些都要有理论支撑而且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反应，才可能运用在实践中，“那种通过八分之一秒表情判断心理的能力太神奇，反正我肯定没法运用。”陈黎说到这里大笑起来。不过，微表情的观察是贯穿整个测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被测人的表情、姿态都是综合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这要求测谎师时刻关注被测人的一举一动。
2013年年底，一名青年男子刘某因涉嫌抢夺被批捕，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刘某情绪激动，一直否认，最终承办人员决定使用测谎。在征询刘某意见时，他很平静地同意了。陈黎在大量了解刘某背景后，开始了测前谈话。持续一个小时的测前谈话中，刘某表面一副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看上去很平静，但一些下意识的小动作，让陈黎有了大致判断。“我了解过他的背景资料，这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所以面对询问时他表面镇定就很好理解。”陈黎说，谈话中，刘某数次用手轻触额头或挠鼻翼，有一次甚至吞咽出声。
“这些都是人紧张时的明显反应，如果这些反应出现在相关问题上，那就很可疑了。”随后，陈黎进行了激励测试。从测试的图谱来看，刘某说谎时生理反应很大，在图谱上表现很明显。陈黎拿着图谱，平静地报出了刘某所选的内容，并温和地给刘某讲解，“你看这条绿色的是皮电反应的线条，你说谎时这个峰值很高，图谱很明显，说谎时人的生理反应是控制不了的。”
在陈黎不温不火的语气下，刘某的表情开始不再平静。陈黎悄悄地坐回自己的位置，并不急着进行正式测试，而是安静地等待。“这时候他心里已经开始变化，我给他时间消化。”
“是我干的。”不到10分钟，刘某在被逮捕十余天后第一次开口认罪。
陈黎坦言，微表情的运用只是辅助作用，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要靠图谱，但是微表情的掌握可以让测谎师在测前谈话环节更容易形成自己的判断，而且每个人生理反应强度各不相同，只有通过综合考虑微表情、图谱、个人背景等才能得出最准确的结果。
测试受贿案件较管用
检察院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很多，张肖楠等4名测谎师不可能一一进行测谎，哪种案子最需要使用测谎方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案件往往可借助测谎仪。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测谎主要运用在行贿和受贿案件中。“这类案件一般都是行贿人、受贿人一对一，没有第三人目击，如果现金交易，很难查到其他线索，一旦双方订立攻守同盟，则很可能让案件的侦查进入僵局。”张肖楠解释，一般的贪污、挪用等情况，通常都有相关的银行记录或者记账凭证。为了保证测谎的准确率，张肖楠通常要求对行贿人和受贿人进行测试，将双方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在公诉案件方面，主要是一些翻供和没有第三人的案件。
2004年，24岁的张肖楠转业进入嘉定反贪局当一名普通侦查员，每天和各种各样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侦查、审讯，是他的主要工作。
2005年，一件普通的受贿案件让他很头痛。经过多次询问，当事人开口时都坚称“没拿钱”。最后想到试试测谎，委托外单位专家进行测谎，案子很快有了新进展。从此，张肖楠开始踏入测谎师的队伍。
作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测谎工作的负责人，43岁的陈黎其实从2000年就开始参加各类关于心理测试的技术研习和进修。不过，那时候测谎还是一个不太被了解的“新技术”，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检察机关不适合使用，因此检察系统内使用极少。2009年，这一情况开始改变，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人民检察院心理测试技术工作程序规则》文件，明确了全国检察技术部门开展心理测试工作。自此，测谎技术真正开始走进检察机关。
在查办职务犯罪中，传统的侦查模式注重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获取，由供到证，侦查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审讯上。随着对执法文明、执法规范的要求逐渐提高，加上受到社会环境、工作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犯罪主体的作案手法日趋呈现隐蔽性、反侦查性等特点，给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侦查难、取证难、不供、翻供现象较为普遍，造成了反贪办案周期长、难度大，牵扯大量的人力、物力。随着将心理生理测试技术引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后，生理心理测试技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不过，陈黎说，测谎在检察机关中运用得最多的并非职务犯罪案件，而是普通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仅占三分之一。“毕竟职务犯罪只占所有犯罪的极少一部分。”
测谎师“中立”最重要
“我不是来审讯你的，我是技术部门的测谎师，来帮助你自证清白的。”这几乎是陈黎、张肖楠和被测者见面伊始的开场白。这句话，不是场面话而是真心的。
虽然在他俩的实际测试中，大部分被测人都被证实撒过谎，但对于测谎师来讲，“中立”依旧是不能动摇的根本。中立不仅仅是为了取得被测人的信任，更是为了保障结果的准确率。
情人间的涉嫌强奸案最是难办！前年，一名20多岁的小青年小君被举报涉嫌强奸一女子。根据公安的初步调查，小君和该女子确实发生了性关系，于是将其移送检方。检察院在进一步审讯中，小君坚称和该女子是情人关系因此曾发生了关系，后因自己提出分手引发女子不满，遂诬告强奸。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违背妇女意志都属强奸范畴，不论男女是不是情侣关系，但如何证明是否违背该女子的意愿却是一个难题。
通过测谎实验，陈黎发现小君在整个测试过程中，生理反应平常，并没有出现说谎反应。“一般来讲，年轻人的生理反应会比较明显，小君说话时虽有些紧张，但是图谱反映他对于被测问题的生理反应不明显，这更表明他说谎的可能性很小。”陈黎说，一般人面对测谎稍有些紧张是正常的。
最终，陈黎在小君的测试结论上给出了“无说谎反应”。该案最终检方作出了撤诉处理，当然并不是完全依据测谎结论。而是承办人员根据测谎结论，再次与“被害人”谈话，该女子最终坦言是因为不满分手，所以出于报复，谎称被强奸。
每一个走到测谎环节的人，都号称自己没有撒谎，而他们中也确实有人是清白的。这时候，测谎师的身上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因此必须慎之又慎。张肖楠说，遇到一些被测者的图谱和表现让自己困惑，即使有说谎的可能，他也都会出具“无结论”意见书。
测谎过程至少需3小时
2009年，上海市环保局前副局长严舜钧受贿案通过测谎，让反贪局找到突破口，但该案开庭时，检方提交法院作为定案的证据中并不包括心理测试检验意见书。而张肖楠参与的200多起案件，也是同样的情况。市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3年，心理测试检验意见书在案件的侦查、公诉中被采纳并取得正面效果的占80%左右。心理测试意见被采纳，但却无法成为证据呈交法庭。这正是目前测谎师的困境。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刑事证据种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常年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唐志坚表示，检验结论意见书和鉴定意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鉴定意见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可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检验结论意见书则只是办案人的辅助工具，可以帮助办案人更好地进行侦查、审讯，找准案件的突破口，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真相。
让检验结论意见书变为鉴定意见，正是陈黎等所有测谎师的期望。测谎属于心理测试的范畴，在美国某些州有这样的立法，心理测试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不过，张肖楠坦言，这需要技术和法律双方面的发展。
“在那些心理测试结果具有较高法律效力的地区，对于心理测试人员的专业学习、实践经验都有更高的要求，且已从大学阶段就开始有对口的专业，基础教育背景加上深入研究实践，一系列严谨体系下成长起来的测试人员才是结果具有效力的保障。”陈黎说，显然，我国目前还不具有这样的基础条件，这些都是需要积累的，只有当技术上、体制上完全成熟，才能期待立法的转变，“美国等国家对于心理测试的研究超过百年，而我国是近30年才引入此技术，积累相差太大。”
除了宏观的希望，作为检察机关测谎工作负责人的陈黎想得更多的是一些更切实的改变。测谎在侦查阶段的运用效果显然比在公诉阶段要好。“公诉阶段的被测人，经历了公安侦查机关询问、逮捕等各个阶段后，关于案件的事实几乎没有盲点，这样会明显减弱被测人对相关问题的反应。”陈黎解释。
但是，职务犯罪领域的难题是，侦查阶段能够询问嫌疑人或者说可能的涉案人员的时间，法律上明确规定为12小时，最长不超过24小时，简单的测谎也至少需要3个小时，这么短时限内承办人员是否愿意出让3个小时给测谎？对于测谎检验结论这样不具有定案证据的意见书，3小时是否太浪费？
唐志坚律师表示，测谎时间不计算在审讯时间内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这涉及从立法层面的制度修改，难度太高，特别是在目前心理测试在我国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更为实际的操作是，考虑将测谎时间提前，比如在检方还未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在约谈阶段测谎就开始介入，这时候没有法定时限的制约，而且对于一般约谈的人为了自证清白也更愿意配合测试，但这显然有赖于社会大众对于测谎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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