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办婚丧喜庆受处分官员达1300人 包括2省部级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5月26日，中纪委发布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违反八项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1979人，其中因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受处分官员达1300人，占10.9%。这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74名地厅级干部。

　　记者梳理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发现，去年9月至今，在违反八项规定的案件类型中，“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案发率”稳居第三。截至去年9月底，“大操大办婚丧喜庆”688起，仅次于“违规配备使用公车”（4851起）、“公款大吃大喝”（820起）。而截至今年4月底，“大操大办婚丧喜庆”2006起，仍然位居第三，仅次于“违反工作纪律”（12514起）、“违规配备使用公车”（8182起）。

　　从单月来看，今年4月，全国查处“大操大办婚丧喜庆”173起，这一数据与此前各月基本持平。如去年9月，发现该问题172起。案发数量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与此相对比，“公款大吃大喝”则降幅明显，今年前4月的平均“发案量”比去年后4月下降了约50%。

　　盘点

　　为何治理“婚丧喜庆”不如“大吃大喝”立竿见影，效果明显？对于干部的婚丧嫁娶，各地立了哪些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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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金最高300元 摆酒最多60桌

　　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从中央到各地出台的领导干部婚丧嫁娶禁令，达数百个。如本月27日，湖北省纪委发文明令：操办婚丧喜庆，先报告；除了婚事、丧事，禁办生日宴、乔迁宴、升学宴、满月宴、出国宴等；一事一天一地，禁止长时间、分批次、多地点“化整为零”。

　　上述3方面规定是各地的共同要求。数百个官员婚丧嫁娶禁令，均要求“报告制”。

　　此外，一些地区还有特色做法。如“限桌令”，湖南、石家庄、贵阳以及山西吕梁、广西河池、甘肃陇南、陕西府谷等30余地，都明令限制摆酒的桌数。但允许摆多少桌酒，各地并不同。

　　湖南要求，干部红白喜事，人数禁超300人(30桌)。云南普洱市思茅区则“不得超过60桌”。其他地区多在20桌上下。山西吕梁还限定了每桌的标准，含烟酒在内禁超1000元。

　　同时还有“限礼金令”，近10个地区限定了礼金数额。陕西府谷规定礼金禁超300元；山西吕梁、甘肃陇南规定礼金上限200元；广西河池上限为100元。

　　四川平原则“封杀”了礼金，事先上报时须承诺：不收受礼金、礼品。湖南也规定，不准收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此外，还有“限客令”。各地都要求，官员婚丧嫁娶不得邀请管理和服务对象。20余个地区还规定，禁邀请“同事”。石家庄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严禁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山东聊城还细化了亲属的范围：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及近姻亲。

　　一些地区虽然允许同事到场，但对到场行为做出限制。新疆阿勒泰规定，同事、同学及好友可以到场帮忙，但禁止随礼。湖北也规定，不得参与亲戚之外的婚庆迎宾、敬酒等活动。

　　在数百个禁令中，最具个性化的是贵州息烽县。该县明确，党员、国家工作人员结婚办酒限于初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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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省份要求干部带头殡葬改革

　　去年12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提出党员干部去世一般不开追悼会；禁大操大办丧事；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不留坟头等。

　　此后，吉林、江西、广西、贵州、海南、内蒙古、湖北、福建、甘肃、宁夏、安徽、山东、北京等13个省份，出台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方案。13地均要求“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不留坟头”等规定。

　　但对墓穴规模做出限制的仅有北京，“严禁修建大墓、豪华墓，安葬单人或双人骨灰的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

　　事实上，墓穴规模正是殡葬改革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各地屡次发生领导干部建“大户型墓”、“豪华墓”案例。

　　去年9月，广东翁源县粮食局党员干部陈某就在当地建了占地约1亩的大型豪华墓地，用挖掘机开挖了20天。

　　此外，各地都强调节约简朴办丧事。但对如何节约做出规定的只有山东，“可采用发放生平介绍、佩戴黑纱白花、播放哀乐等方式哀悼逝者”。

　　山东还限定了生平撰写程序：厅局级由所在单位党组织负责撰写；副省级由省委组织部审核，可在《大众日报》刊登逝世消息和简要生平，广播、电视不作报道。

　　各地都言明，除国家法规另有规定，遗体必须实行火葬。山东、江西、内蒙古还将是否火葬与丧葬费挂钩。如江西、内蒙古规定，凭火化证明领取丧葬费，不实行火葬，不享受丧葬费待遇。

　　如丰都规定，领导干部如将骨灰装棺再葬、建大墓或豪华墓，就失去了领取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的资格。

　　【观点】

　　婚丧嫁娶禁令 纪检等应加强监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竹立家等受访专家认为，中纪委通报的数据和案例表明，违反婚丧嫁娶禁令的官员以乡镇级居多，约达80%以上，这与农村有大办红白喜事的风俗有关。虽然治理“大操大办婚丧喜庆”的效果不如治理“公款大吃大喝”明显，但必须看到，借此敛财的风气明显好转，“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不良习俗根深蒂固，所以这是场持久战”。

　　许耀桐表示，“出台制度只是一个方面，‘限桌令’、‘限客令’是否具备可操作性，关键在于纪检等部门如何监管”。

　　许耀桐认为，一些地区已形成了“报告-公示-曝光”机制，值得借鉴：摆酒前先报告；然后公示准备办多少桌、准备请哪些人；最后通过明察暗访和举报把关，及时曝光、处罚违禁官员。

　　新京报记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