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请不要叫我“老板”

　　“只要老板点头就行”，这样一句话可能是跟公司的老板说，也有可能对方是一位官员，也有可能对方仅仅是一名普通顾客。

　　“老板”的称谓之广，上至市长、市委书记、大学教授，下至普通经商者、顾客，甚至夜场的寻欢者。一声“老板”似乎体现对对方的尊重以及拉近彼此的距离。

　　不过，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广东省纪委昨日发出一份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

　　“老板”何以演化至明文禁止呢?

　　【从风行一时到政治忌讳】

　　“老板”作为称谓是“拥权得势者”的代名词，是对别人的尊称。随后又因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成为政治忌讳。“同志”一词全面接管社交领域。

　　“老板”最初并不用作称谓语。“老板”开始使用时是两个单音词连用:“老”指原来的,“板”指版本,“老板”的初义即指原始的、最初的版本。这种用法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南宋时杭州印书业非常发达,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中说当年官私刊刻,监本(官方监制出版)而外,“临安书棚本极佳”,“书棚本”指的是印书大户陈氏、尹氏等一批书商,其中“睦亲坊陈宅印本”多有精品书目行世,为世人看重,这“睦亲坊”卖书开肆,名曰芸居楼,招牌上写有“老板印书”字样。

　　作为称谓语使用的“老板”大约成形于晚清,直至建国前一直通用。“老板”还可写作“老版”“老班”“老板”“老办”,指的是私营工商业主和雇主。例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五回:“船上女老班也进舱招呼,问衙门里的老爷几时好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八回:“正在出神之际,忽然家人报说票号里的多老辨来了。”

　　由于私营工商业主和雇主都是财产所有者,与雇工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而既有“钱”又有“权”,这就使得“老板”称谓成为了“拥权得势者”的代名词。正是在此意义的基础上,“老板”称谓又演变为对地主、京剧演员、丈夫的俗称,甚至是对不相识者的敬称。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商品经济发达，“老板”一词连同“先生”、“太太”、“小姐”等称谓风行一时，并推广至全国。

　　不过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私有工商企业国有化、集体化，“老板”不复存在，而“老板”称谓语的意义也带上了贬义色彩，成为“资本家”“剥削阶级”的代名词。到了文革时期，人们更是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而忌讳使用“老板”一词，“老板”称谓语也就退出社交领域，销声匿迹了。

　　“同志”一词便接管了所有的社交领域。“同志”普遍成了党内外除“阶级敌人”或“敌我矛盾”外所有人之间唯一的互呼。那时，各行各业各阶层间称同志，是一种政治平等的待遇。一个犯错人倘若还能被称作“同志”，说明矛盾没转化，是个政治上的最低肯定。

　　对官场上的称谓，党内也是严格要求。1959年毛泽东就专门指示，要求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文革”前的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再次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党内如此反复强调同志称谓重要性，目的在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腐朽特权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

　　【失守的“同志”，官场的“老板”】

　　举国使用的“同志”因改革开放迅速被淘汰。“老板”一词进入官场，不过担得起这个称谓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

　　遗憾的是，举国使用、表面没有高低贵贱差异的“同志”称呼，历经30多年的沧桑，并没有真正坚守下来。

　　实际上，毛泽东当年曾被秘书田家英他们称为“老板”。南方日报《官场称谓》一文曾提及，陈岩《往事丹青》说到：他当学徒时所在的悦雅堂有次下户采购到一套《三希堂法帖》，三十六本分装四个箱子，一色的楠木面，楠木箱。正赶上田秘书在，他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陈岩解释，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一个小学徒都知道得这么清楚，想来这种称呼在当时何等自然而然，决没有内部通行、注意回避外人的意思。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随着新的社会关系确立，“老板”一词重现江湖,“老板”称呼也不再区分公私，国有、集体工商企业的负责人一样被称为“老板”。

　　很快“老板”这个词开始泛化进入官场，相比于XX局长、XX部长，称对方为“老板”,一方面在抬高对方地位的同时适当降低了自己的地位,拉开了双方在社会地位方面的距离,表现出对交际对象的尊敬;另一方面将双方关系置于较为轻松、亲密的环境中,无形中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使双方便于情感的沟通。

　　这种现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所反映,如李佩甫1999年出版的《羊的门》第十一章:范骡子(颖平县烟草局局长)说:“行啊,你(颖平县委书记)是大老板,你说了算。”

　　供职于青岛市工商局机关某处室的毛牧青曾写到自己退休前几年，时常听到同事背后称局长为“大老板”，而且社会上称呼官场“一把手”为“老板”也很盛行。下至基层上至市一级，工作人员背后挂在嘴上称“老板”已是公开秘密。毛牧青就曾在酒桌上听到某部门领导与另一部门领导就一件事争论。其中一人醉醺醺指着在座的“一把手”对另一个人说“只要大老板点头就行”。

　　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对《南方周末》表示，自己也曾在县乡一级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位媒体人分析。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称“老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级别同样不够。

　　【举国“老板”到明文禁止】

　　曾经的举国“同志”变成举国“老板”。不仅“入侵”官场，也进入校园、娱乐场所等。在官方看来，这过于“江湖气”而需禁止使用。

　　在官场的讲究就可看出“老板”在社交领域的地位之高。称人“老板”是一种尊敬甚至谄媚，有时明知对方并不是老板，却仍然叫他“老板”。比如商场、菜场内的经营者甚至娱乐场所经常会称呼顾客为“老板”，此时隐含“您是老板,当然有钱有派头,应该出手大方”的信息来迎合、取悦对方并促成交易。

　　“老板”一词的强大，让历史更悠久的“老师”一词也让位于它。刚开始“老板”作为对研究生(包括研究生、博士)导师的称呼还仅是学生背地里的做法。起初，它多用于理工科研究生,因为理工科研究生导师手里有大量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参与项目研究的学生或多或少地都能从导师那里得到一些报酬，这些学生与导师的关系不仅存在学与教的关系,同时还存有为项目所有者打工的雇工与雇主的关系。随后，这个称呼从背地里转为当面化，从理工科扩大至所有学科。

　　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人员曾做过“研究生为何称导师为老板”的调查。调查以广州5所高校随机选取的195名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主要是出于尊重依赖、流行从众、经济要求、反感排斥和服从敬畏等五种原因。

　　2005年，华中科大教授廖建桥曾申明说，“谁要叫我老板，我将取消他或她作为我的研究生的资格”。2007年，上海交大副校长印杰也公开反对研究生叫导师“老板”。

　　尽管反对声多，但是“老板”在校园里仍然经久不衰。

　　官场也是。

　　2003年，全国各地党委都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志，不称职务”。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永刚教授对《南方周末》说，现在“同志”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进行了”。

　　所以，被称作有“江湖气”的老板和“老大”、“大哥”等称谓一起依旧保留在目前的官场内。

　　2013年10月，《人民日报》转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老板’、‘总管’、‘大哥’等庸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位已渗透到党内。”

　　昨天广东省纪委发出一份关于严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称呼纪律的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坚决纠正“四风”在称呼上的不良表现。

　　不知此次，“老板”可否在官场销声匿迹于。

　　资料来源：中国之声、南方周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