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6月20日，杨六斤的堂哥、广西德峨镇政府以及原学校校长赶到深圳探望，并要求将杨六斤带回广西，给出的理由是，他已经是公众人物，需要他回去处理事情，同时还有几十万的善款也需要六斤回去处理。
堂哥杨取林：
因为我觉得我送他过来的时候，只是跟学校请了假，毕竟现在期末考试了，要带他回去参加期末考试。
广西隆林德峨镇副镇长：
但是从我们了解到的话，他的捐款肯定是按照严格的规定，完完全全是以用在杨六斤的生活和学习为主的。
解说：
阳光、坚强，这是杨六斤留给学校老师同学的印象。然而短短15天的相处过后，昨天他还是被带回广西。
评论员：
短短20多天的时间，孩子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显然他在深圳康桥书院生活是健康、快乐、充实的。但是这个时候堂哥和当地政府要把他接回广西，孩子并不情愿。面对这样一个接回，到底是为人还是为钱为名？马上社会各种质疑就到来了。好，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报道此事的广西电视台记者陈静思来了解事情的进展。静思，你好，面对社会各种质疑，堂哥和当地政府接回六斤可能是为钱为名，你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
陈静思：
这个事情是存在一定的误解的。在出发到康桥书院的时候，就已经跟校方沟通。他们当时就已经表明一直是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过去的目的是看望六斤，知道他现在学习生活的情况。第二他还是在校的学校，按他到康桥书院只是办了请假的手续，完全不是正规的转学或者其他的入学手续，没有任何证明过去的。希望他能够完善这个手续，没有说违背孩子的意愿一定让他做什么，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在现场以及采访里面，校长、家长都已经表示了是以尊重杨六斤个人意愿为主，并不是要他一定要回来这边儿的学校，或者那边的学校，没有这方面的表示。
评论员：
从一些媒体报道当中看到六斤显然不愿意离开康桥书院，将来他在广西完成了他要完成的工作之后，想回深圳的话，随意可以回来吗？
评论员：
这个是家长和学校都表示尊重他个人的意愿。当时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他是觉得那边的生活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能够回家回到熟悉的地方也是开心的。他是昨天下午五点回到了广西南宁，今天晚上八点多才回到他家里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刚跟他的哥哥打了电话，他的情绪蛮稳定，挺开心的，明天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学校上学。
评论员：
静思所说的情况，实际我们的记者在在康桥学校的韩翼校长联络之后，也验证了陈静思的说法，当地政府和堂哥跟康桥学校实际沟通的十分顺利和愉快，大家取得了共识才把六斤接走的。静思，你再介绍一下六斤回到广西之后，他现在的生活什么样的？
陈静思：
他现在的生活是以学籍儿童，因为他整个学年的学业还没有完成，他先回来参加考试，考完试之后，下一步怎么打算还是以他的个人意愿为主，家长和学校不会做任何的阻拦。
评论员：
静思，你介绍的情况，应该是理性和公允的，但是怎么说，未必就能屏蔽所有人的质疑，未来还关键是怎么做，现在大家高度关注的是对于杨六斤的捐款，刚才你也讲到了，对于杨六斤的捐款已经达到了500多万，这是一个巨额的数字，现在这个捐款谁来监管，怎么使用？
陈静思：
这个情况在我们出发前，因为我们节目是采用全透明的捐款的模式，所有的善款直接进入到杨六斤个人账户，银行卡和密码都是由他们自己掌握，也就是他和监护人一起决定，没有任何第三方机构的介入。
六斤的堂哥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在我们去深圳之前，他就跟我们所，六斤的善款已经足够六斤的生活和学习所需，堂哥希望大家能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不用再给六斤捐款了。而他所得到的善款，他们也会在合适的时候，如果有需要会一起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请大家放心，他们绝对不会乱用善款。而社会各阶和新闻媒体以及他们当地的政府都可以一起来监督这个善款的使用。这个也是做这节目的初衷希望看到的，一个传递爱，传递温暖的过程。他已经表示绝对会请大家一起来监督这个善款。
评论员：
好，多谢静思的报道。我相信您的报道回应了很多人的质疑，也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未来面对这样一个巨额善款，为了六斤将来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发展，那么如何对待这些善款，我们还需要一些理性和法律的涉及。下面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振耀。王院长，你好。
王振耀：
你好，主持人。
评论员：
现在媒体是用“抢人”来形成他的堂哥和当地政府把他从深圳接过来。刚才记者显然已经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和质疑，双方沟通的非常好，但是未来六斤本人的发展，这个决定权是在谁手里，是在六斤手里头，还是在他的堂哥和监护人手里？
王振耀：
现在有三个方面的缺陷，要特别提醒媒体，包括静思他们报道这件事的一些记者们都要注意。第一，说是以孩子为本，一定要注意有一些社会工作者，就是社会人员的介入。因为孩子的生长没有那么简单，要不仅是官员和亲属，一定要社工介入。第二，政府最重要做的不仅仅说善款，还要落实儿童福利的有关政策，像六斤这样一个孩子，明显像孤儿养育津贴一些政策还落实的不足，政府方面应该注意赶快把这些事情做出来。第三，有一个公共的委员会。不要变成不要表白良心，应该让一些基金会或者大家信的过的组织，包括记者，包括六斤的家属，包括六斤本人组成一个公共的委员会，来共同决定、来支持六斤的成长，这几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否则的话，公众有各种各样的揣疑或者各种不同的议论，这几个方面都是特别需要加强的。
王振耀：
王院长，多谢您及时专业的提醒。对于未来六斤如何发展，这么大一笔善款怎么用，面临着非常关键角色的缺失，就是王院长所说的公众的监督，大家信任的监管人的出现，这一点对六斤还有点模糊而遥远。我们继续关注他的发展。
解说：
从六斤6岁那一年，父亲改嫁，六斤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走的时候妈妈甚至没有告诉六斤，六年里有想念，有疑问，甚至有埋怨。
杨六斤：
妈妈别哭了，否则我也会哭。妈妈你有没有想过我？
六斤妈妈：
什么时候都想，吃饭也想，睡觉也想，过年也想。
杨六斤：
你走的时候只带弟弟走，把我一个人丢下，我受欺负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你不带我走，我怎么办？
六斤妈妈：
后来我去看你，但爷爷家已经没有人了，我找不到你了，以为你被别人带走了。
解说：
改嫁后的妈妈生活条件并不好，和六斤的见面也只能是母子俩一解思念之苦，妈妈没有能力把六斤留在自己的身边。
六斤妈妈：
我本以为一辈子看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今天来了，但这里没有他的田，也没有他的房子，他很难在这里立足。
解说：
作为法律上的监护人妈妈因为现实原因空缺了监护人义务六年之久，当初把六斤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只是权宜之计，但是随着2010年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成了六斤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常年在吴州打工的堂哥杨取林也只能用微薄之力继续照六斤。
杨六斤：
今年我堂哥在邻居那留500元钱给我读书。
解说：
每年500元的生活费，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一块4毛钱，在堂哥有限的能力下，六斤一直坚强并艰苦的生活着。
陈静思：
他哥哥自己也有两个孩子，也是留守儿童，但是不是跟六斤住一起。他堂哥跟他的感情是非常亲近，但因为他们家的家庭条件所限，堂哥本身经济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抚养这个孩子。
解说：
而6月20日，他的堂哥也和广西当地政府官员一同来到深圳接六斤回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表示愿意辞职照顾他未来的生活。
堂哥杨取林：
我能力帮他盖房子，我肯定帮他。
记者：
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
目前盖房子肯定是我自己想办法。
记者：
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
我希望跟他商量之后，等他，跟他商量再说吧。
广西隆林德峨镇副镇长：
(捐款)也是他堂哥打里，但是目前没有很详细的计划。
评论员：
观众的担心和质疑其中一个关键一点，就在于六斤他没有合格的监护人或者公众所信任的人或者机构来监管六斤的发展和这笔善款。我们下面继续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先生。王院长您也提到了建议，社工的介入、一些媒体或者公益机构的介入来监管六斤将来的生活和善款的使用。实际上六斤是有监护人的，比如说他的母亲、堂哥，但是实际生活中监护人又是缺失，在实际的生活操作当中，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可以弥补这个空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
王振耀：
直接的回答是政府。全世界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都是政府承担起像这些监护人缺位情况的监护人，这是一定要注意。儿童福利行政要是现代制度的话，一定是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的作为当年我在民政部工作的时候，我管这件事情，我知道全国农村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过去的习惯，就是爹死娘嫁，我们一般叫事实孤儿。像这样一些孩子，应该纳入到孤儿养育津贴的保障制度当中，这样政府就能承担起责任，同时政府的儿童福利行政也需要特别加强。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的人，承担起来一定的责任，像他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盖房子，包括善款的使用，没有政府的参与，没有公共组织包括民间慈善组织的介入，其实将来会面临着更多的矛盾。
评论员：
王院长，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事实孤儿。现在讨论实际上跳出来对六斤的一个人生活的安排和对他这笔善款监管的问题上。面对庞大的事实孤儿的群体，那些本拥有监管人资格，但是实际没有起到监管人作用的人，我们怎么转移或者剥他的监管权，在生活的当中法律当中，有操作的实际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吗？
王振耀：
实际现在法律上这一方面是相当大的空白。咱们定的是公安、民政部门来执行，但是实际这个法律定的非常原则，就是如何剥夺监护人的权利。下一步如果对孩子们要实施各种各样的儿童福利保护政策，进一步发展，一定要注意要调整好这样的政策。
评论员：
在政策调整调整过程当中，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充当承担监管机构、监管人比较合适？
王振耀：
我个人认为，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恐怕要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从现在来看，民政系统坦率的说，还是比较合适的监管机构。
评论员：
多谢王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王院长提出了一个事实孤儿的概念。现在我们现又是去父母，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的孤儿，也就是事实孤儿有61.5万名。
我们看到六斤从一个弃儿到宠儿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更提醒我们，如何用理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安排去安排这些孩子未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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