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永州，晚上有些阴冷。张杰中午喝了酒，头晕，几个菜端进客厅后，就到过道抽烟。不一会，拿着手机走进来，给老婆唐慧看新闻， “劳教废除了”，高兴又腼腆。唐慧低头吃饭，有克制的笑意，细声说：“你到网上播给我看看。”
唐慧收拾得干净：小丝巾、灰色长外套、黑色高跟鞋。干练，说起话柔弱，大眼睛凝视着。下午的访谈，我正犹豫如何开口，她主动讲起案情。还是那些细节：女儿的悲惨、上访的辛酸、警察的罪过。当我提起被指出的谎言，她会解释原因，诉诸底层的无奈。委屈、痛苦、歇斯底里的瞬间、强烈的恨……这故事，这情景，7年来重复无数遍。依然情绪饱满。眼圈红了，眼泪随着掉。叹一口气，巨大的失落开始笼罩。
唐慧容易高兴，一会儿又恢复过来。屋里响起了央视男播音腔，是丈夫打开了网络视频：“三中全会决定废除劳教制度……”
“怎么没听到？”因为说着话，她错过了宣布的瞬间。男播音再次响起，她立即捕捉到信息：“只是决定废除，还不是废除。”
播音停止，冷冷清清。墙上贴着女儿的字：“繁华散尽后，能否停留？”“流年染指悲伤。”张杰默默上网。唐慧默默收拾桌面。短信响起，是采访过的记者来问感想，可唐慧记不得是谁，盯着屏幕努力回忆。电话响起，音节之间拉得很长——嗯，我记得……劳教废除，不是我的功劳，是你们记者……不过我听说，只是决定废除，还不是废除……”
张杰说起唐慧总带着骄傲。“有篇文章夸我老婆，”说着就搜索起来。唐不会上网，评论都是张杰告诉她的。
他是小区的水电工，人们并不知道他和本省这则特大新闻有什么关系。当他们讨论他老婆和女儿时，他会默默走开。“不想听，”张杰说。
唐慧怎么看张杰？她说他胆小、害怕挑战。她说当年他死命追她，她说当年去外地打工，孤独寂寞，总害怕被瞧不上，后来她回家乡照顾生病的父亲，正是最脆弱的时候，张杰表现出关心。她决心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这遭到母亲的反对，她把唐慧绑了起来。乖乖女唐慧爆发出叛逆。“越是禁止，我越要”，唐慧对我说。母亲终究拧不过她。
穿过乱哄哄的市场，往上走一段楼梯，唐慧蹲下，将卷闸门推起。唐慧的母亲患了骨质疏松。她坐在床边，跷二郎腿正抽烟。因为矮小佝偻，两腿悬在空中。她戴金耳环，手指套俩粗大戒指，声音沙哑，说起话来有一股气势。在村里，她是个强人。几位村民概括她的个性：不欺负人，但谁也不敢欺负她。村干部也来和她商量大事，两人抽着烟谋划起来，唐慧坐在一边没插话。唐慧像母亲还是父亲？她有些害羞，“像爸爸吧。爸爸性格好。”母亲立即反应过来：哦，你是说我性格不好咯。
母亲对唐慧有愧疚。当年她忙于农活，要供养儿子念书，又要照顾患先天小儿麻痹的小儿子，就中断老五唐慧的学业，任她哭了一下午。后来母女一吵架，唐慧总是搬出这个委屈。“一直怨我不她给念书，这两年没有怨了。”母亲说。
唐慧敏感聪明，本应有更好的命运。走在永州的街道上，唐慧突然说，有一天哥哥惹怒了母亲， 母亲一气之下把唐慧拖到学校去。可她已经长到六年级的模样，要重新回到三年级，她感到很羞耻，一路又哭又叫。
唐慧出生于零陵区二十多公里外的农村，张杰是邻村人。像中国许许多多的农村，很难在那里遇到年轻人。在当地，许多认识她的人都说，她是勤劳又能干的妇女。婚后她有了女儿乐乐（化名）。她只想要一个女儿。1990年代进城后，她摸索各种生存门道。她想给予女儿自己没能得到的一切。
乐乐长得很快，转眼间11岁了， 1米58的身高，亭亭玉立，圆圆的脸，蓄披肩长发。照片里，她穿花裙子坐在草地上，笑得灿烂。唐慧把女儿送到最好的小学念书，但每天得做半小时公交车。
在乐乐升上五年级这年，唐慧摸到了生意的边。绝味鸭脖卖得很火。尽管和女儿睡一张床，可交流并不多：做完生意回家，女儿已经睡着了；凌晨起身准备材料，女儿还在睡梦中。一块吃饭的机会都很难得。傍晚来临时，女儿会给送鸭脖送饭。张杰呢？他在家中配合着。但唐慧觉得，他似乎总粘在电视前，似乎那才是无比精彩的世界。
沉闷的郊区生活里，课余生活显得孤单贫瘠。不远处永州职业技校对面的溜冰室，成了乐乐爱去的地方。唐慧说，每个周末，乐乐都会前去溜冰。
溜冰室是杂乱的场所，混合着少男少女们的娱乐、自由及诱惑。溜冰室老板记得乐乐个挺高，行事却像八九岁的小孩。
也许是离家近带来的安全感，乐乐热情主动，缺乏戒备。2006年，15岁的刘小贤（化名）时常和11岁的乐乐结伴溜冰——在一份材料中，她说那是在正月——她们在溜冰场认识了王某。乐乐上前搭了话，几个人便一块玩了。第二天再去溜冰时，王等4名青年劝她们一块去广东。她们并未答应，只接受了邀请在一块吃饭喝酒。“我只喝了一口，而乐乐只要王某喊她喝她就喝，后来她就喝醉了。”她们仍不答应一块去广东。刘说，后来再没和乐乐一块玩了。乐乐去找过她一次，说王某从广东回来了，说自己又和他们溜了冰。
2006年10日3日，乐乐继两天前彻夜未归后，失踪了。唐慧断定是王某拐走了女儿。唐慧报案称，乐乐曾说那一夜和王某度过。一份自述里，乐乐说自己骗妈妈，那一夜没和王在一块。但眼下唐慧否认女儿说谎，是自己为引起警察重视，才咬定了王某。她也确实充满戒备，“他是开发廊的。”
从未和警察打过交道的唐慧，第一次接触便产生了怀疑。乐乐留下字条离家出走后，唐慧不能理解警察为何不立案。直到她找到区公安局长，拿到批示，警察才开始寻人。这也是她第一次见识了“批示”的能量。
后来水落石出，王某并没有拐走女儿，唐慧仍是气愤——为什么警察不能询问满24小时才放人？如果清白坦荡，为何要拿梯子搭墙放走王某？她解释，因为如此，才和亲戚围住拘留所、将警察揪住。警察的逻辑则相反：正是因为他们的包围，又确实排除王某作案的可能性，只能从围墙上将之放走。
这是不愉快的开端。深深的猜忌、套圈式的推断，此后贯穿了唐慧案的全过程。
唐慧热情又敏感。端水果、嘘寒问暖，甚至让我将材料拿回宾馆。可又每天询问我去哪儿，见了谁，他们说了什么。
女儿是她情绪的按钮。她拿着二审判决书，一字一句挑出来：乐乐扇了卖淫店老板娘一巴掌——写这细节就是为了死刑不被复核！“搭讪”周军辉——怎么可以说是搭讪！周必是预谋已久，故意引诱的！与周“发生性关系”——说得他们自然而然似的？！得知女儿被称为“桃花颠”，她几乎尖叫起来。
对唐慧而言，这些词语过于残酷了。女儿曾是她全部的梦想、未实现的人生、奋斗的源泉。未尽监护责任？她说出身底层得为生计奔波；底层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便说也曾自责。自责追悔、难以接受的现实之重，都化作仇恨——让施害之人全部判死，她说那是为女儿报仇，是母亲的爱。
你也忍不住分辨，那究竟是冤屈过重？是母爱太浓？还是自我意愿太强烈？尽管唐慧的悲痛充满了感染力，让人觉得她可怜，不忍质疑。
某个下午，唐慧带《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去看自己蹲守的地方。一栋居民楼的隔热层，她在墙上敲出小孔，透过它盯着对面的一举一动。有时站累了，就坐在一边。透过小孔，她在20平米左右的“柳情缘休闲中心”，离家3公里外的情色服务场所，看到了女儿。
二
“柳情缘”如今不复存在。从孔里望去，店铺紧闭，街道清冷。7年前的夜晚，这里要热闹一些。 夜幕降临，24岁的柳情缘老板娘秦星开始张罗生意。秦星念过高中，像许多农村青年那样，毕业后到城里谋生，开过店，卖过衣服。从照相簿记录的过往岁月看来，她面容清朗，总开怀笑着，比出一个个V字。后来他结识了公务员陈刚，照片里，两人甜蜜拥抱着。
秦星生意并不景气，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决定开一家“按摩店”。2006年春节前后，秦星向陈刚借3000元，加上自己存下的几千元，在零陵区柳子大酒店不远处，经营起“柳情缘休闲中心”。
曾在“柳情缘”从事性工作的玲玲描述她们一天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逛街上网、吃过晚饭开始上班，通常在凌晨3点下班。
玲玲那时还是技校的学生。根据她的自述，她交往了男朋友，可男友总在诉说贫穷，央求着带她去卖淫。起初她不同意，但偶尔也经不住劝说，间或去挣点零花钱。后来她怀孕了，为瞒住家人，便主动要求男友带她去“上班”，挣钱堕胎。
2006年，玲玲来到了柳情缘休闲屋。那时柳情缘濒临倒闭，最后一名小姐也离开了。秦星挺热情，玲玲凑足钱去做人流的那一天，秦星陪着去了，还照顾了几天，“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这让玲玲感到少有的温暖。不久后那离开的小姐因钱花光又回来了，玲玲也决心留下来，“认真上班，不出去玩了”，后来还认陈刚和秦星为干兄姐。
那一年，经玲玲男友介绍，他几个朋友又给秦星带来4名女孩子。柳情缘生意好转，女孩们相处得挺不错。离开7年后，当小姐丹丹回忆起柳情缘的生活时，她说总是“说说笑笑”、“很自由，想来就来”。秦星懂得笼络人心，丹丹记得生日时，秦还送给她一件衣服。让她惊讶的是，和客人冲突时，秦星会站到自己一边。“喝了酒，一进店就乱摸”的客人，谁都不愿接待，秦星便跟着拒绝。“哪里有老板有台费不赚的？有的巴不得你去，赚他自己的台费钱就行。”
在柳情缘，小姐们一次不过夜的服务收100元，秦星抽成30元，小姐得70元。“有时钱多会把钱记到秦星那，下班再拿钱”，玲玲通常会把都钱交给“男朋友”。小姐们大多是“男友”带来的。男友们都是年轻小伙，成天打牌、上网、无所事事，靠小姐们养着。玲玲想着天长地久，“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而挣钱，“一辈子只跟他在一起。”男友哄着她，求着她，也带其他女孩上班，为此俩人时常吵架，可她却不愿离开。一方面，她把钱都交给男友，一方面又希望“他全心全意对我，不要为了钱哄我上班”。她说不清内心的需要，也许是寂寞是自卑是攀比。秦星哥哥秦军的观察是，似乎有男朋友才能比较骄傲，没有男友的，则显得可怜。玲玲告诉我，“很少女孩子一个人出来上班，就算跟男朋友分了也会再找。”能养男人，是她们拴住爱情驯服男人的最大本钱。玲玲和男友维持了4年关系，后来遇到了现任丈夫，从此在男友的视线里消失了。
直到许多年后，丹丹才悟出道理——“带你上这个班，怎么会是爱你呢？就是利用你赚钱。”当时她是十多岁的小姑娘， “觉得爱一个人什么都愿意”。当然，迈过了第一关，也发现钱来得轻松。丹丹觉得自己算幸运的，因为男友从不打骂自己，还帮她洗衣服，而自己“想上班就上班，想给钱就给钱”，在关系中占主导位置。他们是溜冰时认识的，酒后发生性关系。后来他替她“还了债”，又带她去卖淫，不久后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
小姐华华则没那么幸运，“男友”要求没收全部的钱，禁止她“乱走乱用钱”，有时还动手。大家都看不下去，最终秦星借给华华几千元“分手费”，把男人打发走了。可分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为没有男人而苦闷。
10月初，店里来了个叫小青的小姑娘，她是周军辉带来的。小青原名乐乐，11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周军辉19岁，在理发店工作。他们是3天前在溜冰场认识的。周军辉溜得很好，乐乐被他吸引了，便去找他聊天，俩人牵手一块溜，晚上发生了性关系。这使周军辉被判强奸罪，判决书称，他们从认识到发生关系有半天时间，周应从面相和言谈判断乐乐为幼女（终审判决书描述了上述的情景，一审判决书则加入了当晚威胁、强迫情节）。
秦星和周军辉坚称自己并不知道乐乐11岁。根据乐乐的自述，她起初说15岁，“后来告诉他们真实年龄，可谁也不相信。”
玲玲和丹丹问过她多大了，“他今天说16，明天又说15，又说14”，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一下子叫这个一下又叫那个”，“一会东一会西……后来我们就叫她小青疯子。”
根据玲玲的描述，乐乐喜欢玩耍，“隔壁一些男孩只要和她说过话，她就去缠住别人。刘润他们跟秦星认识也是经常去店里，但是很少找女孩子，他们一去小青就粘着，搞得很亲密，所以我们也叫她桃花癫。”在材料中，我们看到了被告和证人对类似情况的陈述。但乐乐行事幼稚，陈刚提及她曾偷喝秦星侄女的太子奶。作为11岁的幼女，乐乐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却遭遇了成人世界的误读、利用和侵害。
玲玲介绍，店里的小姐有些到外面租房，乐乐则和她们住到店里租来的三房一厅。华华和乐乐关系最好，其他人对她“很平淡”，有一名小姐“脾气不好很严肃很凶，小青经常买点东西讨好她”。
李海（化名）曾几次在网吧见到乐乐和周军辉，周军辉跟他说“小青很爱他，愿意为他做所有事”。可李觉得周并不爱她，判断依据是：“有时小青坐到周军辉腿上，周军辉不耐烦，让她站在一边看他打游戏。”
李海和周军辉是小学同学，他们都出生于永州农村。但李海并不是很熟悉周军辉，他对周的印象是“长得帅”。村里经济萧条，毕业后同学各奔东西，直到2006年，他才在永州零陵区遇到周军辉。李海发现，周和乐乐在一起后，便很少去理发店了。他注意到周抽起了芙蓉王香烟，轻松又悠闲，这让他很是羡慕。
玲玲说，那段时间是柳情缘很红火，小姐人数一度达到十多位，“都是来来去去的……这么多女孩子在一个小发廊都想多赚点钱”，有竞争的意味。在丹丹和玲玲的记忆里，乐乐和秦星有过一次争吵，但她们没见过谁进行了威胁强迫，“她在店里是自由的”，“看不出她的痛苦”。对周军辉则接触不多，“他很少去店里，去就是拿钱，拿了钱就走。”
周军辉为什么拿钱？玲玲的回答让我很惊讶。 “规则”似乎已内化成她的自主意识，“因为小青是被周带去的，所以小青赚的钱他会拿走，除非小青和周军辉分手。”
周军辉在送乐乐去柳情缘10天后，离开了永州。另一名男青年开始向乐乐要钱，秦星让刘润去教训他。此后刘润以男友自居，也曾问乐乐要钱。
乐乐在“柳情缘”3个月所挣的钱里，秦星拿30%抽成，周军辉多次亲自或托人从秦星处拿走乐乐“卖淫”所得款。周军辉辩解说，那是乐乐自愿给他的。
2006年10月一天中午，“秦星安排乐乐去卖淫，乐乐不从，与秦发生争吵，乐乐朝秦星脸部打了一巴掌，陈刚见状也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讲没大没小的。乐乐便哭。周军辉闻讯赶到‘柳情缘’后亦朝乐乐脸部打了一巴掌，并要乐乐尊重老板，不要和老板吵架。”上述事件和卖淫所得的分成写进了终审判决书，是判决周军辉、秦星和陈刚强迫卖淫罪的主要依据。
当唐慧发现柳情缘里的乐乐，她前去解救。现场3名小姐和警察杨军祥描述，“乐乐不愿走”。玲玲不在现场，回来时发现自己床被拉开了。
“一个11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不愿意走？”唐慧激动地尖声反驳，声称“乐乐没有表情，有点恐惧的样子”。
唐慧严密保护女儿，至今没有记者接触过她，她也从未出庭。她经历了怎么样的精神世界？人们所描述的世界在11岁女孩的认知里又是什么模样？不得而知。后来她被鉴定出“生殖器疱疹”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周军辉、秦星则在几年后被处判死刑，陈刚获无期徒刑。
死刑最终未被核准。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乐乐 “未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除有一次因不服从卖淫安排，被打脸部外，未发现被害人受到二被告人的其他暴力侵害”，“虽然周军辉、陈刚实施的暴力程度较轻，但被告人是成年人，且系多人，而被害人年仅10岁，孤身年幼、身心脆弱、易受伤害，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此情形足以对被害人形成较强的精神强制，迫使其不敢反抗。”
而根据乐乐的说法：周军辉暴力强奸了她，威胁要告诉老师和同学。她被迫卖淫一百多次，遭到刘润等4人灌酒踢打、暴力轮奸（均以强奸罪被判刑，但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嫖娼），有时周军辉和陈刚会捆她、打她。
遭到多人威胁——秦星威胁她，要敢回去“打断你的腿、割断你的舌头”，“杀你全家”；“陈刚、周军辉说，不听话杀你全家”；周军辉向她要钱要分手费，“不给就杀你全家”……
没有人身自由——“每次卖淫，都有亲信跟随。被选中的小姐必须有专人陪同”；每天下午都去上网，“但要有两人以上，不能走远”；一份自述又写道：“足足关了我两个月。到晚上喊我上班。12月放我出来，天天叫人跟着我，逃也不能逃。30号那天妈妈找到我，我心里高兴，但也很害怕，想认不能认，害怕他们杀死妈妈。”
三
这封自述写于乐乐被解救的13天后，和案件材料、对警察的控诉一并送往湖南省公安厅。唐慧要找到更大的领导。女儿解救出来后，唐慧的不信任继续升级，为什么解救乐乐遭到暴力阻拦时，警察杨军祥毫无作为，只是驾警车离开了？为什么救出乐乐后中断侦查，一段时间后才去柳情缘抓人破案？后来杨军祥对《南方周末》的说法是，当场并没有任何阻拦。没有立即抓人，是因为缺乏证据，自己一直蹲守，等抓到容留卖淫的“现行”才拘留了秦星。
无论如何，唐慧断定秦星背后有巨大的保护伞。最让她愤怒的其实是警察那句，“你女儿哪像11岁？”
信件兵分两路，一份由亲友送达领导，一份由自己跑到长沙寄送。很快收到效果，时任公安厅治安总队长批示给永州公安局刘建宽，让他“予以高度重视”。
在当地，刘有着“敢拍桌子”的严厉形象。2006年底他调来永州时，永州公安系统刚发生过一次震荡——原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因涉黑在7月被双规，他涉嫌为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随后几个月，永州打击了一系列犯罪行为。“破获该犯罪团伙涉嫌的绑架、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非法拘禁、非法经营、聚众赌博、行贿受贿、强迫交易、徇私枉法、偷税等刑事案件137起。”
2007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办公日，当刘看到唐慧跪在雨雪中时，决定见她。不久后就下了批示： “务必严惩彻查，并追究民警办案不力的责任。”
杨军祥后来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永州警方也加大力度办案，该案的定性也愈加严重。一位知情人说，为了寻找证据，警方还把乐乐在某个宾馆“卖淫”的时间段内，所有住店男人的身份证信息全部转出来供辨认，有疑似的便叫回来调查。
领导的批示激励着唐慧。从此每一个环节都要去追、去敦促，办得不力的，则立即举报。她总结出一套规律：“要见领导就要跪”，“女人上访比男人更容易”，“有女儿的法官都比较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她意志坚定，韧性过人，有时一跪就是几十小时。从公安局跪到检察院和法院。从永州跪到长沙和北京，凡是重要节日，她都去上访，风险越大，效果越明显，她也为此吃了许多苦头。
唐慧很快成为维稳对象。公安3次申请劳教，并没有被批准。维稳压力主要落在了唐慧户口所在地——富家桥镇身上。唐慧和他们斗争，被限制在房间里，她就跳窗，被限制购买去往北京的车票，她就绕道而行。她挨过打，也进过黑监狱。当地维稳者则软硬兼施，打压又讨好，和她维持着奇特的关系。
唐慧说她必须保持不断上访的状态，不然案件就会松懈下来。一位和她相熟的记者的观察是，唐慧聪明、懂策略，把诉求抬高，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就算打了折扣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唐慧家中成堆的材料里，我看到了几份关于维稳人员的考核办法。上面某些条款还被划出重点线。其中《永州市驻京信访维稳劝返办公室成员目标管理考核办法》规定：
“确保上访老户行踪心中有数……未接出造成初访的每次扣2分，造成重访的每次扣4分，造成集体访的每次扣6分，造成恶性事件被通报的扣8分……”
“接收的上访人员未及时劝返而滞留北京（72小时内劝返）又不能说明情况的，每天每人次扣5分……本单位稳控对象在京失控倒流或者中途返回而挂号的，每人次扣责任单位人员13分，扣小组其他人员5分……”
维稳制度提供了一种寻找清官的幻想。如同许多老百姓的想法，唐慧觉得，“底下烂透了，但上面总有好的。”
基层维稳压力巨大。一位记者见证了一幕：唐慧起诉永州市劳教委一审败诉后，维稳人员打来电话，唐慧不接，对方就不断打，最后发来安慰短信，“很多人支持你。”那几年间，逢年过节他们会给唐慧发祝福短信，给她送钱送慰问，还帮她解决了低保问题。有时也哭诉自己不容易，哀求唐慧不要上访、理解他们。唐慧有时心软，有时则不。
“他们不过是想要保住乌纱帽，”唐慧保持着高姿态。至于他们送来的“慰问金”，也是“主动送来，他们不提条件，知道我最讨厌交换”。
劳教案后的某个“敏感时期”，她在北京见到律师胡益华，当地政府一帮人员也适时出现在了咖啡厅，让她回到永州，并承诺帮她解决一次医疗纠纷，最后她获赔6万块。
为防止唐慧上访，2011年乐乐案二审开庭前，当地政府带她去见高院主审法官。按照唐的描述，法官说，“你没管好你的女儿，你女儿在外面混的”，这让她感到气愤，于是拿着材料跪到省委门口，“希望得到领导的重视”。
随后，当地政府又承诺帮她联系分管刑事的院长。最后只见到了那位她不信任的法官。“以我的方式也能见。”唐慧说。她跪了几个小时，终于见到了“领导”。可当开庭后唐慧再到湖南省高院“下跪”求见时，她和安保人员发生了冲突。她被打了一顿。最后富家桥镇以省高院的名义，赔给唐慧1.5万元。
就这样，唐慧不断“求见领导”，不断下跪，不断上访，不断沟通。为了抗议，她曾在永州中院刑一庭庭长张晓龙的办公室吃住18天，为了催促超过期限的判决书，又曾在永州中院立案大厅滞留15天。她曾以死相逼，也曾当庭拿鞋打被告人秦星、追打秦的辩护律师。每当听到侮辱女儿的语言，她就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疯狂，她说，吼出“死给你们看时”，她是真有死的念头和决心。
6年，她全身投入到案件中。通过她的努力，警方将秦星的罪名由最初的“容留卖淫罪”变成“组织卖淫罪”，通过她的绝食、静坐和下跪，案件改为市检察院公诉，将“强迫卖淫罪”写入起诉书。2012年6月，历经6个合议庭、18位法官审理之后，二审维持了一审最后一次重审的判决。在那次重审中，除维持秦星、周军辉死刑，陈刚、刘润无期徒刑外，原来被判有期徒刑的蒋军军、兰小强被改判无期徒刑。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方各持逻辑。有人推断，判决是维稳的结果。案子拖了这么久是因为核心证据不足、相互推诿踢皮球的结果。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曾接触过七八起这样的案子，“地方法院怕当事人惹事，为了息事宁人，从重判，把矛盾往上踢。”唐慧则坚称，正是迟迟不下判决，自己才不断上访。
不管如何，唐慧一度接受现实。拿到判决书后，她开起花店，似乎要开始新的生活。8月2日，民警把唐慧带到了一个宾馆，审问上访期间的行为。第二天，她就被劳教了。
四
“整个案子两个字：维稳”，这是邓飞的总结：6年来，唐慧在维稳系统里，随着外部能量变化而不断起伏。
接受采访这天，邓飞安排了3拨人在咖啡馆，多频道运转、将资源整合，他轻车熟路。他是免费午餐发起人，这两年在公益圈干得风生水起。办公室16格的架子上，正反两面摆满了奖章，囊括了从CCTV到民间组织再到商业机构的诸多奖项。他刚刚写完新书《柔软改变中国》，讲述了公益两年。从“围观”到“柔软”，“改变中国”始终是愿景、机会和雄心。
2010年见到唐慧时，邓飞还是一名调查记者，像呼啸而来的大批记者那样，他陷入了焦虑：如何在7天内调查出永州朱军枪击法官案的真相。
记者的汇聚成了上访者的机会，他们成群结队涌到酒店，刚做完宫外孕手术的唐慧正是其中之一。在悲情上访故事里，自己如何脱颖？于是谎称朱军是乐乐的干爹，朱军正是为了乐乐，才枪杀了法官。听闻消息后邓飞立即跑去唐慧家……
说起唐慧，邓飞充满纠结。他厌恶谎言与市井，可是，“底层机会这么少”。他说最开始只是想帮助乐乐，于是联系搜狐网帮其治病，找记者采访让律师援助。案件并没有引起关注。
两年里，邓飞转型公益，唐慧全身心追她的案子。直到2012年，邓听闻唐慧被劳教的消息，进行了微博营救。微博短小精悍、利于传播，一个个案例证明了它的威力：它可以寻找真相可以救人可以打拐可以反腐可以做公益……人们发言评论转发，也成就了一批意见领袖。邓飞是成功的实践者，他在微博发动救助钟家姐妹，引发舆论狂潮，也成功发起“免费午餐”微博公益活动。
2012年8月3日，律师最早收到唐慧丈夫张杰的求救短信，随后在微博发出救助呼吁，邓飞也加入传播。
140字里元素丰富：11岁幼女卖淫上百次；鸡头获假立功免死、为零陵公安分局政委堂妹；母亲追责公安，被零陵公安抓回送劳教——幼女受害最能唤起普遍的同情心，公权力作恶最能激发公众愤怒。当无辜的受害母女遭遇罪犯与公权力勾结，公众将积蓄好的愤怒倾泻出来，纷纷加入声讨。
湖南纪委陆群，一名副厅级官员 ，因敢于发言、为家乡民工讨薪，他的微博账号“御史在途”受到热捧。唐慧案爆发后，他也加入拯救队列：呼吁释放唐慧、批评永州公安。随后传统媒体也跟进了，永州警方被推到了浪尖。
8月5日《人民日报》官微突然发声：“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随后新华社也对永州警方发起追问。
《人民日报》微博被转发12万多次，是7月下旬账号设立以来最受关注的一则，它表达正义——当然，也“需要打出名气”，邓飞说。
体制内官微迅速推动事态，同时赢得赞誉。人们发现，它似乎改变了呆板的面孔。“摘星手010”转发称：“北京，这里是人民日报，当年参与发起真理标准讨论的人民日报。”
摘星手是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的账号，他将体制内媒体这种现象归结为，“打捞沉默的声音”。他们渐渐认识到，网络是大众麦克风时代，微博则再次提供成为意见领袖的机遇。对热点事件及时发声，是一次新的尝试。
邓飞每天直播进展。线上凝聚关注，线下营救也在展开，气氛看起来有些紧张。律师描述他们和张杰在黑暗中的签署，以及摆脱尾随的汽车的惊险。
风暴之下，官方也宣布了行动信息：政法委前往永州展开调查，承诺公布结果。永州公安局则在微博中以僵硬的公文体，说明“立功”非假。自然没什么人相信，只招致了质疑和攻击。
被羁押9天后，唐慧获释。湖南省劳教委撤销对唐慧的劳教决定，称唐慧应承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女儿身心受创，需要唐慧照顾，不予劳动教养。
梦想着被媒体关注的唐慧，迎来了大量采访。唐慧一遍遍声泪俱下诉说女儿遭遇，说他们打她，一直打她，把生殖器放入她口中……一遍遍表达她的仇恨：让那些犯下罪行的人，全部处死；那些不尽职的警察，全部脱下警服。舆论表现了对唐慧的支持，说她是“伟大母亲”。
那些天，唐慧和她女儿的故事几乎占据了所有形式的媒体。焦点之下，议题迅速发生转变。8月12日，微博账号@新华广东快讯：#唐慧#能否成为“第二个孙志刚”？2003年，以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的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且很快作出了纠正。今天，若能以一个妈妈上访6年反被劳教的代价换来对劳教制度的反思，且很快作出纠正，那就是进步。我们不能总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作出反省。
邓飞则在微博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新华社发力！追责和检讨齐头并进，唐慧案进入第二季，劳教制度怎么办？！湖南敢为人先不？
孙志刚案标示着新闻所能到达的影响力高度，也带来了启示：升华个案意义，直观呈现制度之畸形，引发人心凝聚，最终以舆论之势改变制度。某种程度上，这是记者职业荣誉之所在，是英雄梦的寄托，是过去十年新闻业最有成效的召唤和激励。
2003年，孙志刚举世瞩目，曾在中共中央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主管办公室工作的段应碧曾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披露，改革收容遣送制度的设想，从1990就开始，但一直遭到公安系统反对。2002年以后，城市下岗潮消退，社保体系初具雏形，借着“孙志刚事件”的舆论环境，“我们顺势做文章”，多方合力，才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而广州一名警察则在案件后，弃职投奔了新闻业，他感慨说，“还是媒体的能量大。”
这会是第二个孙志刚案吗？2012年，关于劳教制度的讨论轰轰烈烈。5月，律师开始在重庆为因言获劳教的人辩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仅仅只是在网络上发表了对某些官员或政府的不同意见，就被关了一两年。他试图证明，这是恶的制度。关于劳教唐慧，他认为真正原因在于“维稳”需要：在某些特殊日子，上访是不被允许出现的。那是为了预防上访而劳教她。
律师斯伟江和徐立平研究起唐慧案，当唐慧要求起诉永州市劳教委时，他们成了她的律师。后来又有律师加入其中。2013年7月，劳教赔偿案二审开庭，永州公安局长蒋建湘出庭，按照她的律师的转述，蒋说：“我作为公安局长，按照现行的制度，下面报上来，我没有理由不去这样做。不劳教唐慧就是失职，但不管怎么样，她的女儿受到了伤害，我们做这个没有上级政府站得那么高，没有考虑到人文关怀的问题。 乐乐是我们的孩子，唐慧是我们永州的老百姓。需要给她们这种关爱。”
“这话说得多漂亮”，她的律师在电话那头说。看起来是对立的上访，她的律师却想到了合作。
五
“如果唐慧是伟大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是什么呢？” 廖隆章反问我。
当看到“不劳教唐慧就是失职”被大V们“断章取义地攻击”时，他决定站出来。“蒋建湘敢于出庭， 有担当，不回避问题，这样的体制内健康力量应该保护起来，不能谁出头就打谁！”
廖是《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自称在办公室门口捡到了别人寄来的卷宗材料。劳教赔偿案二审后，他公开指责唐慧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并披露唐慧案的另一面——“接受数十万捐款和政府的钱，却在媒体上哭穷”，“秦星和公安局政委没有瓜葛”、“诬陷邻居”、“污蔑警察假立功”、“乐乐有人身自由”……
“我看唐慧越来越可恶，作为一个知情人，隔岸观火也不厚道”，陆群决定再次发声。这回他支持的是廖隆章。他在微博质疑唐慧动机：“永州幼女被强迫卖淫案发之初，唐慧及家人跟鸡头秦某家人协商，要求以40万元赔偿达成和解，不再追究，因秦家东挪西借只能凑出20万元而作罢。在舆论关注之后，唐慧的上访诉求变成了判处秦某等7人死刑，经济赔偿180多万元。”
2012年，陆在微博上批判永州警方后，很快接到永州市一名年轻的市委常委电话，“以人头保证，立功事件确实为真。”随后，永州方面送来材料，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陆群选择了相信警方，“一位年轻的常委，没有必要为造假的警察背书，这不合常理。”
他在微博上解释：“呼吁释放唐慧，并不代表我认为唐慧没有任何问题。我仅仅是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希望地方政府以人为本，不要对受害者家庭造成二次伤害，激发社会矛盾。”
随后他发布16条反思：“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公民无休止地扰乱政府正常的办公秩序。但在我国，要防止这类问题发生，关键是要畅通公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并适度、有序地放开舆论监督。”“唐慧案件的根源之一在于表达诉求无门。目前的信访制度存在致命缺陷，它不是在维护稳定，是在劳民伤财，并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
转变看法的陆群立即受到行动者的批评，谴责他质疑唐慧私德、挑战民意底线。另一些人则劝他，“这是废除劳教的好契机，不要再渲染这事，否则很难去推动”。
“我也反对劳教制度，我当年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就亲眼发现，有公安人员利用劳教制度牟利。公安可以不经过人民法院就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这是很可怕的。我曾亲眼见到很多被劳教的人因出钱放血得以所外执行，说明这些人本就是可不劳教的，只不过成了个别部门的财源而已。”坐在对面的陆群试图完整表达观点：“劳教制度有问题，就事论事，不能利用大家对唐慧的同情，来达到目的。”
可现实是，就事论事，往往没有效果；民意的聚集，也鲜有途径。坐在对面的陆群锁着眉头。服务员上来添加果汁，他投诉：“说是果汁，都加了水，忽悠我！”服务员直接告诉真相：哎呀，除了西瓜汁，所有果汁都加水。
陆群似乎对“假”很敏感。他描述自己听到唐慧委屈哭穷时的愤怒。“唐慧一开始就是骗子。在西方国家，只要在公开场合讲假话，你的话就是不可信的。为说谎找借口，国家才没有诚信。”
谁也说服不了谁。政法委承诺的调查报告，迟迟没有公布。因为陆群的体制内身份，很快被认为是官官相护，这给他招致了骂声。正如廖断定存在“恶意炒作唐慧的律师和记者团队”，廖也被怀疑是被派来为唐慧败诉造势的“局中人”。说不清来源的材料成了他最大的疑点，针对他是否受贿的调查也在展开。迷雾之中，人们习惯了猜忌和阴谋——“这是很大一盘棋”。
唐慧终究胜诉了。双方都对结果有些惊讶，一名知情人说， 公安局原本精心准备了材料：唐慧闹访、缠访，辱骂别人，妨碍交通……一旦胜诉，便要开启舆论宣传——在中国，“结果”总是最大的证据，正如唐慧所说，“如果我错了，为什么会判我赢？”
唐慧并没有表现得很兴奋，当媒体再次汹涌而来，她除了表示感激，讲述遭遇，最关心的仍是“女儿案子里两个死刑复核问题”——“死刑复核能下来，我就不上访了。”
她的律师则开始思考更为重大的命题，“劳教制度能否再往前走一步？能否减少死刑的适用？”电话那头，他设置了悬念，“我们打赢了官司，赔偿两千块。怎么解决更广泛的问题呢？”
唐慧的律师曾去找蒋建湘，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以及合作甄别纠错劳教案件的愿望。对方表现出积极。他又去劝说唐慧放弃死刑诉求，唐慧一度也动摇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多方和解的方案，“千方百计说服唐慧，然后千方百计说服公安局去救助她，换取她对其他方面的松动，保证了各方利益，又推动废除劳教和死刑”。
这一切都得加快，“趁着胜诉后十天二十天内热乎劲解决”。可后来并没有实现。
六
长久以来，《南方周末》有着充满道德感的人格形象：保持正义良知的揭黑勇士、对弱势群体的深情关注者……
2013年8月，它登出关于乐乐案的一组报道《唐慧赢了，法治赢了没》、《什么造就了唐慧》、《卖淫店老板“假立功”真相》。通过梳理，《南方周末》发现乐乐被迫卖淫案“存在核心证据不足、司法程序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等情况；而被告人亲属与代理律师甚至相关司法机关，也认为判决结果因压力导致量刑过重”。
报道称，上级批示后，警方加大办案力度，唐慧女儿的陈述中被“强迫”的描述增多、程度加重。但有些细节却与前期陈述不符。而警方给乐乐所做的一份询问笔录中，和乐乐写于另一天的自述基本一致，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有“照抄”之嫌。
报道指向维稳制度，叙述了唐慧激烈上访以及案件不断升级的过程，“几乎在每一次案件节点，都有唐慧激烈上访的记录”，判刑也违背了“上诉不加刑”的基本审判原则。试图解答几个核心疑问：反驳秦星和零陵区公安分局政委秦爱群的堂兄妹关系，探询“假立功”事件，较大篇幅呈现警方说话，并引用了陆群的话：确认周兰兰自杀是真，秦星救人也是真，是周兰兰对他和媒体说了假话。
巨大争议随之而来，有人夸奖它追求真相不媚众的勇气，也有人痛心、谴责《南方周末》的堕落。
批评指向技术——“信息源的不平衡”，“论证维稳与判决关系因果链不严谨”；批评指向道德——“竟论证一个11岁幼女自愿卖淫”、“竟苛求一个底层妇女是道德完人”；“在鸡蛋与石头之间，站到了石头的一边。”
记者柴会群认为，报道只是质疑“强迫卖淫”证据不足，并非论证自愿卖淫。“刚开始我也在犹豫，”柴会群说，最终他还是写出报道，“这毕竟涉及两个死刑。”
柴会群是2004年加入南方周末的。那时他受孙志刚案感召而来，期盼自己也能成就那样一篇报道。他做新闻调查，同情底层、监督公权力，遵循“恶猜公权善待私权”的原则。许多年后，他发现好几起由舆论关注而引发批示的案件，其实并未被真实报道。由正义出发最后却伤害了正义。后来，他去钱云会案件现场，当他找不到谋杀的证据时，他感到很痛苦。当时正是民意激奋，现场一群媒体人聚在一块，他问，大家怎么看这案件。起初记者们沉默不语。他率先说，我怎么觉得是一场交通事故？他感到松了一口气。原来其他人也赞同他。可报道出来，大多又是另一种指向。
柴会群将之称为“民粹”的压力。腐败、秩序混乱、权利得不到保障，他觉得“民粹化”自有理由。但是过去十年的新闻实践中，孙志刚案模式变得越来越危险。“急切地以个案凝聚舆论改变制度，这个过程是不可控的，很容易被利用，很容易扭曲事实。”有了机会，就有了机会分子，另一位记者看到某个满口谎言的媒体人被捧为“反腐英雄”时，他说正是“多年来疯狂刺激底层、煽动民粹的做法……用10年时间为他耕耘了成名的土壤”。
当人们谴责柴会群苛责弱者道德、维护强者时，柴会群并不认为底层必定就是弱者，强弱角色也并非固定不变。在他的理解中，当唐慧以她的方式使得维稳体制影响判决时，当她获得巨大舆论支持时，她就成了强者。陆群说得直白：“唐慧没有冤情。她家的不幸，法院已经矫枉过正了。现在有冤屈的、更弱势的是周军辉、秦星他们的家庭”，“如果她属于弱势群体，那么该案中被莫名其妙判处极刑、连律师都请不起的人又属于什么群体呢？”
柴会群则说：“一个罪犯很强大，但当他被限制了自由，他就成了弱者。政府是谁，它是由具体元素构成的。难道几个警察就代表了体制之恶了吗？在这个案件中，恰恰是那些按领导意愿办案的人代表了恶。”
但是，巨大的生活经验已有足够多的样本支撑。每个人都没法不在结构之中。当柴会群同情那些被唐慧追责并受到处分的警察，说出“假立功”的另一面时，许多过去同行的人并不愿意相信，仍然保持着对他们的质疑。他们也会反问：唐慧长年生活在受侮辱的底层，如何要求她做得更好？司法如果能够被唐慧所绑架，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被践踏的人……
案件仍充满难以还原和理解的部分，改变经验形成的常识也并非易事。 邓飞的质疑则是，虽然乐乐有人身自由，但谁能知道一个11岁幼女的心智。离家仅有3公里却不回家，该是受到什么胁迫恐吓，该有多大的恐惧？当然，廖隆章的猜测则往另外的方向——有了人身自由而不回家，家庭该是多么不温暖。
秦星和秦爱群有没有关系？邓飞的经验逻辑是，即使不是堂哥，没有见面，就不会帮忙？在大酒店边上开一个卖淫店，哪个农村小姑娘能办到？难道就没有保护伞？而陆群的经验则是：“只要一个派出所的小民警就能罩住了，根本不需要政委那样的关系……”
凡此种种，争论不休。也许没有哪一年像2013年的舆论场那样喧哗分裂。唐慧、夏俊峰，或是李天一，他们的故事版本多样。人们对真相的看法各执一词，有人聚焦事件，有人探询价值，有人看到格局。大众舆论几乎是过去十年民间最大的资源，可比起“理性客观公正”的追求，大众更在乎的，也许是泾渭分明的故事，正义与邪恶对决，是受害人完美的道德。他们的愤怒，早就准备在那里了。可当他们发现有了瑕疵，戏剧性的落差便瞬间转化为“被欺骗”的愤怒。质疑个案的污点，也便有了否定与瓦解。
这一年，“公知”这个词汇被赋予了浅薄投机的意义，“理中客”也不可避免滑入另一支队伍。于是当唐慧案以“颠覆”的面目出现时，一些人惋惜着说：“没有看到一个局”。另一些人则说：让新闻回归新闻。很大程度上，十年间形成的那个新闻理想以及理想的泡沫，散去了。
尾声
“柴记者为什么不问我呢？”唐慧问。
为什么女儿的自述和前面口供不一样？为什么受害情节越说越重？她给我的解释是：女儿有一个慢慢回忆的过程。
《南方周末》的报道让唐慧痛苦了好一阵子，但她安慰自己，“毛主席这么伟大的人，都有人不喜欢他。何况我呢？”
我是半年多前在永州见到唐慧的，经历了这么多新闻冲刷，她看起来很自信，依然表现出热情和善意。但许多时候，你觉得她绷得太紧了，像被什么裹挟着。
当有一天她照例询问我去了哪儿时，我说我去她的家乡，见到了她的婆婆，她的脸轻微颤抖着。女儿的案子，六七年的抗争，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他们相互抱怨着，每个人的故事都像一本书。
我还见到了几个被告的母亲，他们大多生活在偏僻村庄，生活不外乎就是种地、喂鸡、喂猪、生儿育女。他们哭哭啼啼，并不能理解生活的变故，正如他们不了解，几年前自己的孩子在城里经历着什么。一名母亲去唐慧的花店，寻求和解。唐慧招呼她喝茶，并告诉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了，我得和支持我的记者和律师商量。
他们组织起来，也效仿唐慧，轮流上访。像唐慧那样寻找他们的官府关系，他们也在收集唐慧亲戚们的官府背景。仇恨并未终结，秦星的哥哥秦军是个有些粗野的急性子，他红着眼对审判的人说，“我妹妹要冤死了，你们得付出代价！”
作为著名的上访者，有人讽刺唐慧，也有人讨好她，毕竟她也有了影响力。她并不特别在乎村里这一切。也许是谦虚警醒，或者保持弱势者的地位，当我们站在花店门口，抬头望着招牌上的装修时，她会突然表达虚弱感：我就是一只蚂蚁，一只随时能被踩死的蚂蚁。
那时，她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借女儿敛财的人，把部分存折拿出来给我看，其中花掉的一笔钱，是给女儿学英语用的。
案件也有了进展。6月12日，消息传出，周军辉和秦星的死刑没有被核准。当唐慧得知消息后，她在媒体发声，说没法接受这个结果。她还要继续上访，回到熟悉的轨道。半年前，她和我谈及了再度上访的可能性。听说上访排名将要取消，她很困惑：今后老百姓如何表达冤屈呢？如何让“上面”的人主持公道呢？
我也很难回答她的疑问，只是劝她要相信法律。当我向唐慧告别时，她再次盯着我，问我要去哪里，柔弱中有理直气壮，似乎不回答就是隐瞒欺骗，不可告人。很多时候我不喜欢这种被盘问的感觉。但我还是告诉她，接下来我要去韶山冲采访，因为12月是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大眼睛立即放出光彩，“真的吗？有时间我也回去看看，他也是一个农民，可他是那么伟大。”
12月25日，毛泽东广场熙熙攘攘。我遇见了唐慧，那时她站在献花处，告示牌上的价格一目了然，仪式1000元，鲜花99、299、399 。涌动的人潮里，她左顾右盼，执拗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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